◎徐织
我的父亲徐天从（南通人）、母亲潘学静曾旅居海外。抗日战争时期，父母亲带着我大哥从新加坡转移到印度尼西亚，在雅加达中华中学从事华文教育。雅加达中华中学是南通西亭人李春鸣带领张国基、陈章基、李善基（南通西亭人）等人创办的华文学校。
1942年3月15日，日本军侵占雅加达后，李春鸣校长当机立断，决定学校师生化整为零，由骨干教师带领学生转移到安全的后方山城。当时许多华侨青年被抓去修筑军事工程。腥风血雨中，我父母亲和沈美镇老师夫妇带领三百个华中学生转移到深山城镇芝巴德，中华中学教务长李善基一家也带着学生转移到芝巴德，无形中成了一所“流亡学校”，我父亲担任芝巴德华校校长，师生们坚持继续教学。李师母每日为学生的伙食四处筹集粮食与蔬菜，华侨们生活极为艰苦。据我的长兄阿筑回忆，芝巴德华校校园里有棵非常高大的红毛丹树，大哥爬到树上摘果子，沈美镇老师的孩子在树下捡拾，也算为食品短缺的师生补充了美食。
日军不仅在物资上进行掠夺，还控制舆论宣传媒体，劫夺华侨所办的报纸《新报》报馆，改《新报》为《共荣报》，并在华侨中物色人选充当《共荣报》主编。一天，芝巴德侨领洪承重（福建厦门人，树胶商）接到通知，要徐天从到雅加达日军军政部报到，任《共荣报》主编。
消息传来，大家义愤填膺。洪承重在距芝巴德25公里的巴息安宁山间有一片橡胶园，洪先生建议我们一家躲到橡胶园去，我父亲不愿连累洪先生。当时我母亲刚怀上二儿子阿耕，她说：“我去雅加达拒绝这差事！”大家都惊愕，中华中学教务长，南通人李善基说：“潘老师有此胆量，真正女中豪杰，但我看还是不妥。”
我的母亲从小接受了民主思想，她小学班主任是邓颖超老师，母亲小小年纪还为我的外祖父潘自濬与邓颖超传递过宣传文章，民族正义感、爱国情是我母亲做人的基本原则。
母亲考虑到丈夫徐天从若是本人前往拒绝，恐招杀身之祸，这对于自己的家庭来说是灭顶之灾！母亲当即说服了众人，决心前往雅加达日军军政部。
那天，大家送她上火车，母亲回忆说：当时雅加达失去了安宁平和，母亲一下火车就受到日军“检证”，亲眼见到几个华侨被抓走。第二天，由张翻译带领我母亲去了日军军政部，日军头目以丰厚的薪水、别墅等诱惑，而我母亲拿定主意，反复说两句话：一句是“我要丈夫与我共同带孩子过日子”；再就是“徐天从过上住别墅高薪水的好日子，对我和孩子不是什么好事！”开始日军头目软硬兼施，最终不得不让我母亲离开。张翻译悄悄问：“这么好的条件，你不考虑？你是不是怕政治？”母亲坚定回答：“我要一个安宁完整的家，你知道丈夫的安全对妻子儿女有多重要！”我母亲，一个普通的女教师敢于直面日军头目，沉着应答，代夫坚决拒绝了敌伪任报纸主编的差事，这在芝巴德华侨圈里传为佳话。
母亲93岁写自传《九十年的回忆》时，我问过她：“难道不害怕？”母亲说：“一个人心怀正义就会很勇敢。斗争也要讲策略，我还要保护我的孩子们，所以，我想好了以女人需要一个安宁的家为理由对付敌人，让日军头目无言以答！”
事后，为躲避日军的追捕，也怕连累洪承重，我们一家、董寅初夫妇，还有沈美镇老师一家，以及十多个华侨学生躲到巴息安宁山里，过了一段逃难生活。徐天从担任印尼芝巴德学校的校长期间，日军在青年学生中征召新兵入伍，学生们如何躲过这一厄运，一筹莫展。此时我的父亲机敏地将几个适龄的学生编入教职员工花名册，保护了周继琳等学生。
在中华民族对敌抗战的日子里，海外华侨捐款捐物，每一位华侨都与祖国人民一起，同仇敌忾，坚持斗争到抗战全面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