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微
如果说进化论是达尔文下的蛋，那么孵化这枚蛋的就是赫胥黎。今年是赫胥黎200周年诞辰，找出他的代表作《进化论与伦理学》再温一温。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后，不仅使整个生物学科发生了革命，更重要的是使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部名著一问世就被天主教会视为洪水猛兽，于是，科学与宗教的剧烈冲突再度爆发。达尔文毕竟是达尔文，他居然早早地指出，要是没有进化论学说的话，生物学里的绝大多数关键节点都讲不通，然而对进化论进行完美的社会伦理学阐释，似乎要等到赫胥黎的出现。
面临被围剿的困境，进化论当何去何从？赫胥黎作为“达尔文的斗犬”，为进化论作了出色的辩护，并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力。他认为《物种起源》这本书的格调在生物学界是无可替代的，它可以感动那些对这个问题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的人，“至于达尔文的理论，我即使赴汤蹈火也要支持”。包含在达尔文理论之后的结论是，生物的演变总是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后来者必定优于其先祖。这一理论，无疑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
赫胥黎为何如此坚定地捍卫达尔文理论？作为一名博物学家，他从接触达尔文理论的第一天起，就对自己长期苦苦思索的“生物共同由来说”产生了一种顺理成章的顿悟，心悦诚服地表示：“达尔文先生的假说同生物学上所有已知的事实都是符合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把进化论的观点应用于人类社会，指出人和动物一样“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人类社会的伦理关系，不同于自然法则和生命过程，人类具有高于动物的先天本性”，这些说法逐渐为人类学、心理学、哲学和社会学所广泛接受。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将该书意译为《天演论》，产生了惊人的影响。许多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毛泽东等，都从《天演论》中获得了全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用进化的眼光为处于危难的中国寻找出路。
那么，《天演论》是《进化论与伦理学》的简单“复制”吗？当然不是。记得鲁迅曾赞赏说，《天演论》不是译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这种“做”，更能充分体现“达尔文的斗犬”的精神内核。“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生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意谓国与国之间也是一个大竞争的格局，唯有强者方能成为优胜者，立于不败之地，进而求得发展。像这样黄钟大吕般的话语，毫无疑问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无论到何时，强国目标及形形色色的竞争都会考验着国家、民族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应该属于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