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兵
春节闲暇，看着与手机或平板难舍难分的孩子们，不由得想起了我们的那些童年趣事。
我回忆着写下这个题目，再仔细看看这三个名词，只能算是音译词吧：“砸墩”“跌佬”与“滴台”（均为音似，未见诸于教科书）；再从语文学科来看，好像还属单纯词，这些词的发音应该是从某个上古时代“舶来”，又加以本土俗化，其缘由与出处已经难以考证。兼之音译不准，其含义还得先解释一下的。
“砸墩”，需要先在泥地上挖一个深4厘米~6厘米、直径5厘米~8厘米的圆锥形小坑作为圆心，然后一人站在上面，手臂伸直作为半径画一个圆圈，直径在两米左右，具体可根据场地大小而灵活机动处理。水平高些的大孩子，一次性可以画出一个标准的圆圈，浑然天成。然后，在圆的另外一边，距离圆边际2米~2.5米画一条平行线，平行线的两边画上小线段，两个小线段可以平行，也可以面对圆周呈外八字形。然后在圆圈与平行线平行的另一面画一个弧线（上初中后才知道这个叫切线）作为站位的起点。如此，“砸墩”的基本准备工作就绪。随后，参加者按照要求，将分币（主要是1分币为主）叠放在圆心坑中，将其砸出圈者则为赢。技巧高者可以一次性清窝（全部砸出圆圈范围），但此等机遇或出手也只是凤毛麟角而已。
“跌佬”的条件就相对简单些，只要一个小弧线和对应间隔2米~2.5米的和“砸墩”一样的线段就可以了。只是，另外还需要准备一块比较干燥的砖头，条件有限的话，半块砖头也行的。参加者将分币叠放到砖头上，人靠近砖头，站直身子，让铜钞（清朝的铜钱）从手中自由落体跌到台上，铜钱的高度需和衣裳上面第二颗纽扣打平，由此被击打落地的分币即为所得。此需要高度技巧和眼力，综合若干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以铜钞边沿跌打在圆柱形叠放的分币一边为佳，但又不能偏离分毫，否则擦肩而过，一无所获。
“滴台”和“跌佬”所需的外部条件基本一样。其流程更为简单，其顺序可以抛铜钞的方式进行，也可以猜拳的方式进行。大家将自己的铜钞交给头家（就是抛铜钞或猜拳的赢家），然后将铜钞明面朝上（有图像的一面），在砖头上方2厘米~4厘米处猛一抽手，变成暗面（有文字的一面）者即为赢，剩余铜钞按照顺序依次进行；水平高者一次性可以全部翻面，其余参加者只好用分币去赎取自己的铜钞，再进行下一轮比拼。
当时，我们抛铜钞确定参加者顺序也是有讲究的。彼时，抛铜钞分为“一面疆”和“两面疆”。所谓疆就是线，“一面疆”就是抛出的铜钞必须落在站人的一面之内，抛到线段之外则为出界，出界者为底家，多家出界者“先出先底（最后一家）”，线内则以离线段距离近者为先；如果是“两面疆”，则无出界之论，线内外均以距离线段近者为先。
其实，这三种游戏都是小时候过年时男孩子最喜欢的游戏——一种小小赌博的游戏，输赢通常在几角钱之内，超过一元者罕有（因为，那时我们身上资产不会超过两元钱）。因此，这三种游戏还必须要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必须有一大堆年龄大体相当的男孩子。一旦游戏开始，便是满场男孩子的天下。
那时，大人们也特别宽容，从不计较孩子们的输赢，还都是鼓励和支持的态度。村里同龄或年龄相仿的男孩将近二十人，可谓阵容浩大、一呼百应。在那个物质供给和精神滋养均极其匮乏的年代，这些游戏的号召力胜于当下孩子对电子产品之好。每年正月初一一大早，便是一群男孩子呼喊开战之佳时，不一会儿，在某个场地上，一群男孩子围在一起，欢声笑语响成一片。偶尔也会传出叹息声，那是手气不佳的表现；间或，也有惊叹声，那定是因为某个男孩“一网打尽”的爆棚手气惊讶了他人。
其时，我们对用作“赌博”工具的铜钞还是很有选择的。我们都特别喜欢“光绪元宝”铜钱，每次出手都会念叨一声“光绪元宝，一赢多少”；很忌讳“大清货币”铜钱，看到后均会齐声笑话“大清带龙，一输屁peng（意思输光）”。那些字面为“十文”“顺治通宝”的铜钱则更加宝贵一些；“壹分”字样的尤其稀少，其面积较普通铜钱稍小，构图却精致一些，更受我们喜欢。
时移世易，这些春节里孩子们的喜好，在今天孩子们看来已是天方夜谭，然而却是我们童年里的重要印记。就是今日农村，这些游戏的基本场地——泥土场地也已不见，取而代之的都是水泥场地。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DeekSeep说，“‘砸墩、跌佬、滴台’这些词汇背后，藏着中国乡土社会的鲜活断面……更是人与土地、与传统的深情对话。”也许，这就是我们心中的家乡印记，就是我们无意识中的乡愁载体。
推开窗户，有清风掠来。窗外，一根叫不出名儿的树梢上，有一串浅红的花蕾在寒风中含苞。也许，时光更迭，每一岁、每一程各有风景。
有热爱、有喜欢，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