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笑
1944年5月19日，徐旭生读毕了1943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并在日记之内写下了读后感，“近日关于历史著作，精考据者多琐细，注意纲领者多肤阔，能兼者极少。且考据方面，喜博者或不精，致精者或未博，能兼者亦难。寅恪此书，考据既精且博，并能独见其大，近日行家均称其在现代历史家中，应坐第一把交椅，洵非浪誉”。不过，据蒋天枢转述陈寅恪语，“此书之出版，系经邵循正用不完整之最初草稿拼凑成书”。草稿尚且如此动人，则其定稿谅必更佳妙了。可惜的是，“原在香港手写清稿，则寄沪遗失矣”。
四十余年以后，那份清稿重现，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题为《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本）。虽然经蒋天枢验定，“清写稿系定稿”，其中未必不无一二脱谬之处，如引《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次曰太祖，次乞豆”，手写本却误乙，且误“豆”为“头”；又引“李德裕亦不免由宦官以入相”一语，排印本注出自“《通鉴》贰肆陆”，手写本脱“陆”字；又引“自天宝已降内官握禁旅”各句，手写本标记为“同书同卷宪宗以下诸子传论”，所谓同书同卷，据其上文，乃指“《新唐书》捌贰”，不如排印本作“《旧唐书》壹柒伍”之为确也。然而此类小疵毕竟并不屡见，更多的是，“一字之去留，一笔画之差错，一语之补充，及行款形式之改正，无不精心酌度，悉予订正”，是以三联书店据手写本对再版本《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个别词句作了变动”。其殊胜处，徐旭生已不及见矣。
陈寅恪的女公子流求等人回忆，“《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本，即由父母二人当年在香港共同誊写完成。这部誊抄稿，前部分多由母亲抄录，后部分基本为父亲手书”。当时的陈寅恪右眼已盲，左眼亦病，况复时艰孔亟，且一丝不苟地抄稿，绝少舛误。陈寅恪之动人，未必不在学问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