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南通的主城区、历史文化遗产的“富矿”，崇川区自去年5月“四普”工作转入实地调查阶段以来，依托测量建筑数据、推进本体CAD落图、绘制建筑平面图、强化影像图片记录等技术手段，对辖区文物遗存进行全方位的数据资料采集、登记工作，扎实推进全区“文物资源一张图”编制。目前，崇川区已完成范氏祖居、老城隍庙、红英巷7号住宅等419处文物点位的复核登记，普查中新发现丁瓒故居、南通港候船大厅、唐闸新工房等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遗存52处。
校地通力合作
摸清文物家底
“这间房子是徐惊百以前居住的地方，这是张謇嫡孙张绪武提供的线索。”13日上午，记者随崇川区文物普查工作人员走进位于寺街胡家园巷6号的徐惊百故居时，徐惊百侄子徐咸透露了这一讯息。这一线索对文物普查工作至关重要。
崇川区“四普”领导小组组长、区政府副区长王文献介绍：“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南通市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点738处，其中崇川区就有424处，可见主城区文化底蕴的深厚程度。”为此，崇川区与南通大学艺术学院建筑系师生团队密切合作，组建3支区级普查队伍。通过全面深入的普查工作，进一步复核、挖掘辖区文化遗产的关键信息，为后续史料研究、修缮保护、活化利用奠定基础。
胡家园巷10号住宅是由门楼和正房组成的一进院落，院内隔扇门、梁架、铺地都具有明显的古建筑特色。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工作人员再对这些细节之处做拍照、测量等数据采集、复核工作。南通大学艺术学院建筑系2022级学生胡子阳作为崇川区文物普查队的一员，参与到实地调查工作中。他说：“这次经历让我有机会亲眼看到了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居建筑，在走访、倾听、记录中增长了知识。”
守好文化遗存
延续城市文脉
区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区文旅局局长马卫在谈及崇川文物普查措施路径时表示，崇川区在全面调研辖区文物资源状况的基础上，通过推进史料研究、做细内业整理，依托三维建模等技术手段，对文物点本体分布、现状情况等进行全方位的数据采集，初步形成全区“文物资源一张图”，同时与规划部门做好衔接，后续将数据资料并入“城市规划一张图”，实现文物保护与城市规划的有机结合和高效监管。
西南营历史文化街区冯旗杆巷23号住宅，现今保存有结构完整的倒座、敞厅、穿堂、正房共三进院落，正房为二层带耳房的砖木结构雕花小楼。这些呈现在崇川区“文物资源一张图”上，除了由该宅外围坐标信息框出的整体区域之外，院内每处确定纳入保护对象的不可移动文物本体，均依据精准的坐标数据标注出来。“这样一处宅院究竟哪些建筑确定要保护的，就一目了然。特别是现在寺街、西南营历史街区正在推动保护更新工作，后续的消防保障方案落地、修建性详细规划报审、街区保护规划修编等都需要对文物本体的分布有清晰的认知，前期工作做到尽量精准，将有力推动后续工作的顺利开展。”崇川区文旅局副局长陈翠芳补充道。
崇川区历史街区普查点位建筑密度高、场地环境复杂，如何提高定位精度、减小误差？区普查队在市文物局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大力支持下，依托获取的地形图，明确标出保护建筑四至范围。“地形图底图带有坐标高程数据，我们再通过实地调研进一步复核建筑坐标，两相对照，确保普查采集数据的精准度。”
多处新发现文物
丰富人文内涵
随着“四普”工作的有序推进，目前，崇川区已完成419处文物点位的复核登记。此外，普查中还新发现了52处具有较高文物价值的历史文化遗存。
“丁瓒故居坐落于寺街历史文化街区小巷14号，是这次新发现的一处革命文物。”崇川区“四普”普查队队长、区文旅局文物科科长韦峰介绍。丁瓒于1910年出生在南通，1927年经同学刘瑞龙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著名心理学家、中国医学心理学和病理心理学的奠基人和创始人，参与筹建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科院建院初期，他曾利用自己做地下工作的经验，引导旅居英国的李四光先生摆脱国民党特务的跟踪胁迫，成功回到了祖国。
区普查队队员走访此处时，丁瓒先生的后人也恰好在现场。如今，这座老宅经过岁月的洗礼，出现了局部墙体裂隙、梁架结构歪闪的现象，地面、梁柱依稀可见修缮过的痕迹。丁瓒的侄子丁奎武说：“我在这里生活了六七十年。现在我这一辈的人都远在外地，我有责任守护这处老地方。也希望通过文物普查，这里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为后人留下一份念想。”
按照《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认定标准》，“与历史进程、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关的史迹本体尚存或有遗迹存在；或为纪念重要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建立的建筑物、构筑物，具有标志意义、典型意义”的可以认定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具有时代特征并在一定区域范围具有典型性的；或在社会各领域、各时代中具有代表性的”可以认定为近现代代表性建筑，认定年代均为1840年至当代。
“一般人认为文物就是老古董，其实并不是，文物是一段历史、一个时代的见证物。”除了丁瓒故居外，此次还新发现了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南通港水上客运的标志性建筑——南通港候船大厅、1953年大生企业公私合营时为改善职工安居而兴建的第二代工房——唐闸新工房等，为丰富南通近现代文物遗存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韦峰说：“现阶段我们主要对它们进行数据采集，至于最后是否纳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还要经过专家的进一步论证。” 本报记者杨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