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姝
周一良说，其师陈寅恪是受到“过去时代很严格的旧式家庭的礼教”熏染的人，其事例为“学生到上海陈先生家中去谒见散原老人（陈三立），散原老人与这帮学生谈话，散原老人坐着，这帮学生也坐着，而陈先生是站在旁边的”。然而散原老人死后，却有人说陈寅恪在丧仪方面不无“失礼”之举。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散原老人“忧愤不食而死”，时为1937年9月14日。而据1947年12月30日《中山日报》报道，散原老人“既殁，彦通（陈方恪）等奔丧，寅恪与之约法，禁穿孝服，不准放声大哭。殓时，寅恪戴口罩，向灵前鞠躬，往吊者半属遗老，认为失礼，怫然散去，寅恪不顾也”。1937年10月13日，远在“王道乐土”的郑孝胥“昨闻傅治芗言，散原之子在清华为教习者，于散原卒时，不开吊亦不服丧，有周君来信，欲仁先等素善散原者作书劝之”，虽与报载大致相同，实则均不免于耳食之谈。
据当事人陈流求等忆述，“由于北平已落入日寇手中，故不在敌占区公开报丧，而是打电报嘱咐方恪在上海《申报》刊登报丧启事。北平全家一律穿着特为丧事缝制的黑布孝衣，儿媳头上都戴着白色绒线小花。大家没有披麻着白色孝服，也未请僧侣念经，气氛悲痛肃穆。当有亲友来吊唁时，后辈分男左女右在棺木两侧的土白木帘内还礼：左侧由父亲及八叔跪在前”。1937年11月3日，“刚过‘七七’，灵柩尚未出殡，父亲即不得不协同母亲带着三个孩子登上去天津的早车，奔向湖南长沙”，即往长沙临时大学授课。过天津时，周一良去送行，“先生身穿灰布袍黑布马褂，陈师母头戴白花”。
而陈寅恪之戴口罩，未见他处记载，如系实情，或与防疫相关。因为当时战事甚紧，难民到处皆是，北平市卫生局要求严防时疫，尤其“吾国恶俗，辄停棺庭堂，长期暴露，大有碍于卫生”，戴口罩似无可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