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林
大概是前天早晨吧，我突然梦到了他。不想晚上就得到他离世的消息。他大概是托梦给我了。
自从几个月前，一位领导向我透露，说他癌细胞已经扩散，我就纠结着是否去看他。
但是，想起两年前的情形，我就不敢去了。那次是我跟他们几个同学相聚，他不肯端杯了。那是他第一次拒酒。当时我怀疑自己听错了，因为在之前的所有师生相聚的活动里，他从不忸忸怩怩，尽管酒量不算很好，但他总是十分敞亮地接纳。我跟他对视的时候，他解释说，查了一个指标不好，等弄好了再喝。尽管他的解释听上去不像搪塞，但还是让我隐隐地感到他的身体遇到了重大难题。之后很多次碰面，他从来不提及身体的事情，我知道他不想提及。
三十年前，我再次接手高二文科班的时候，我们相遇了。在那所重点中学里，他的长相与帅气无缘，看他进班的名次，成绩也不算冒尖，在高一也不是学生干部，一句话，属于不会马上引起老师关注的一类。所以，在我临时指定的班团干部当中，他不在其列。后来的班级活动中，我发现他是很活跃的，他在同学当中相当有号召力。他的这些表现让我心里一暖，因为新组建的文科班从来就是学校里让领导很头疼的班级，要想把这一抔散沙捏成一个集体实在不易，我在散文《解药》中对当年的班务工作有过一段描述：文科班成了全校构成最为复杂的“杂烩班”。竖在校门口的《全校各班级日常导护记录》，让我每天一进校门就感受到来自那上面的耻辱……因为他的能力和态度，我在心里曾经无数次地自责自己，没有让他进入学生干部的行列是我班务工作的一大失策，这似乎也是我欠他的一个交代。
后来的一年里，尽管他的父亲跟我爱人是同事，但他的父母从来没有跟我打一声招呼，他也没给我添一丁点儿麻烦。
我到南通工作之后，与他的接触自然多了。私下里，他从来都是叫我老师。离开学校这么多年，他还认我这个老师，说明他没有记恨我当时的失察，这让我更加内疚了。
我跟他在工作上有过数次较长时间的接触，印象最深的是汶川地震之后第二年，我们市里的两报两台十多名记者到绵竹采访援建工作，我随团服务。事前，各家媒体都从各自的特点和需求策划了相当丰富的选题。因为我们的原有关系，加之他是一个善于动脑筋的人，所以，我们前期的沟通、安排十分顺畅，到达绵竹之后的采访进行得十分顺利。毕竟是地震之后，其时在绵竹的生活还是很艰苦的。傍晚，当夕阳从西边的树梢斜射在光秃秃的水泥地上时，援建大院里没有炊烟，没有锅碗瓢盆的动静，板房里除了忙碌的身影外，就是电风扇单调旋转。一丝丝愁绪突然袭来，我当时就想，在这离家数千里的巴蜀之地，他的愁苦应该是必然的吧。回来之后，新闻单位的领导和记者对那次集中采访津津乐道，关于援建的新闻报道在一段时间里又一次成为江海大地上的一个热点。
得悉他时日不多的消息后，我是无论如何都要去看望的。按理我们的空间距离是很近很近的，近到几乎无法计量。我们住在一个小区，工作在一幢楼上，于情于理，我都得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但我终究没去看他，甚至就是遇上了，也只是“正常”地跟他打招呼。我后来想，他固执地不肯对外公开病情，大概就是不想因为一次次探望让自己一次次接受心理暗示，一次次地经历生离死别的疼痛。五十不到的年龄，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一定想活到含饴弄孙的那个年龄，于是我理解他的决绝了。我只能在离他不远的空间里关注他的消息，一次次地在心里祈祷老天关照他，让他活出一个奇迹。
其实，我就一直有个奢望，期待他在最后的时刻告诉我，我们师生之间做一次深入交流，彼此不留遗憾。跟他十分要好的几个同学都希望他们有这样一个交底，然而都没有，他就这样悄悄走了。也许，他从不肯承认自己会离世。就在刚刚，他的同学薛松跟我通话，也说到前几天他们同学相聚，开始时，他如同往常一样爽快答应，直到活动的当天他才告假，同时拍了在医院挂水的照片，他的解释依然轻描淡写，胸膜炎。
他的这个态度，让我应该尊重他自己的决定，让他在我们心中留下一个美好印象。如同他的名字一样：汤池，让人想起黄山脚下的温泉，暖暖的。如果有来生，我们还做师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