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启荣
灵堂不大，哀乐低回。正中台子上放着一张我的照片，上方“父亲大人六十六岁遗像”赫然醒目。这是本月中旬在苏州拍摄的非遗院线电影《琴弓师》中的一个场景。饰演男一岳父、非遗传人王木匠的我，又“死”了一回。
头天夜里，副导演张磊突然到我房间，给我一个红包，说：“对不起，唐老师，明天拍灵堂的戏，要把您的遗像放在那儿。”“哦。”我说，“我知道，相片看到了，摄影师拍得不错，很专业。没关系，我不忌讳的，哈哈，剧组还这么客气！”“知道您不顾忌，但我们还是要按规矩来。”他很认真地说。
其实，对于戏里丧命，我毫不忌讳。盘点一下，自参演影视剧以来，我在银幕和电视荧屏上已牺牲了十多回，且“死”法各异。《五星大饭店》豆父、《中国家庭2》卫父、《不要和他约会》苏父都是抢救无效，病死；《打龙袍》里的忠臣秦凤被焚火烧死；《风雨雕花楼》中的农民老通宝投河自尽，淹死；《倾世皇妃》里女一号的父亲潘忠，被奸人毒死；《斩美案》里的地保陈春，被凶手一刀抹了脖子，杀死；《木棉花的春天》中的农民郝长寿，因车祸而死；《媳妇的眼泪》里的林父，割腕自杀而死；《还君明珠》中的退役军官江少雄，被人寻仇中弹身亡；《侬本多情》里的司机老吴在运送物资途中被土匪拦截，饮弹而死；《摩西密码》里的白先生，中了日本宪兵的埋伏，虽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被鬼子乱枪打死；《绝命后卫师》地下党领导老夏，为掩护战友把机密文件送给党中央，引开追兵，不幸中弹，壮烈牺牲；《陪读妈妈》袁教授病危住院，等学生从加拿大赶回来时，遗像已挂在了灵堂上，提前死了；最搞笑的“死”法是《军医》里的米店潘老板，被国军拉到刑场准备枪决，一排士兵把枪举起，对着我：“预备……”突然听到“枪下留人”！传令兵气喘吁吁地拿来师长手谕，说这个人不可杀。行刑士兵把已瘫倒在地的老板翻过来，一摸鼻孔说：“报告！没气了。”我已被吓死。
正因如此，我有幸收过不少“红包”。其实，这一“行规”是从港台剧组传过来的，本意是让演员图个吉利。2005年，我在台湾导演刘立立执导的《斩美案》里演一场即将被杀的戏时，副导演在拍之前把一个红包塞给我，并嘱咐：“放鞋里。”意思就是压压“邪”。而且收工后要把红包里的钱用掉，意为祛除晦气。
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大自然的规律。我从小生长在毛泽东时代，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在“破四旧、立四新”时就已形成，从来不信神、不信鬼。我所扮演的角色要死，这是剧情的需要。戏里的死，很正常，我觉得无所谓。但既然剧组有发红包的规矩，也非坏事，我欣然接受。回想一下，在戏中的坟头，有人为我哭泣；在我的遗像前，有人在默哀忏悔；特别是《战士荣耀》中，我作为红军炊事班长长征途中牺牲在草地上，数百名战士向我敬礼哀悼，实为悲壮、荣耀！这样的礼遇，只有演员这个特殊职业可以享受。
甭管戏里死了多少回，现实生活中要活得健康、活得潇洒、活得有滋有味！这就是我人生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