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锋
那年，我被紧急召唤，直奔如皋人民医院，因为身患帕金森卧榻多年的父亲快不行了。
在ICU病房，我见到了面无表情、毫无反应的父亲，他静静地躺着，身上插满了从仪器上伸出的管子。握着他的手，才感觉到父亲的一丝丝体温和微弱的脉搏。
“你喊喊，也许他能听到。”护士长提醒说。
于是，就有了轻轻地呼喊和叙说。
“爸爸，老家的房子整理好了。我们现在出院，带您回乡下老家了。”
瞬间，我感觉到他的手微微抖了抖，僵硬的脸色忽然松弛下来，竟然有了一点点表情，那是风一般经过的笑意。
父亲走了，走过了八十七年的坎坷人生。我感觉，他是带着微笑走的。
祖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穷苦农民，兄弟三人，只有他一人娶妻，共生育了五个孩子，我父亲是唯一的男丁。在父亲十岁的时候，祖父作出了一个决定，送儿子去私塾读书，这在当时可谓“前卫”！因为一个赤贫的佃户，全家七口人还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日子，读书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一家人坚信：读书能改变命运。
1949年，父亲的读书生活结束了。他前面到家，后面跟来了一个族兄，族兄对祖父说：“兄弟他能识字断文，有文化，让他跟着我出去闯一闯吧。”那是一个社会正在动荡巨变中的时期，安全风险极大，祖父有些犹豫，但他看到了父亲那笑容中的期待，便点头同意了。从此，“文化人”父亲就进入了“先进行列”为党工作。
在我记事时，父亲总是在“外面”工作，常有调动，少有回家。
1972年，父亲调任如皋县磨头公社党委书记，那里离家很远。所以他决定带上妻儿赴任，我和弟弟幼小，所以跟随父母去了异乡。
记忆中父亲总是很忙，一辆半旧的脚踏车，车把前挂着一只人造革皮包，边上扎一条毛巾，背上常年背着一顶遮阳挡雨的草帽。太阳初起时，他便离开大院，很晚才回来。
父亲在磨头镇工作了十年，他的同辈、小辈陆续升迁，可他还在原地踏步。有人说：“县委书记是你的故旧，你咋不与他说说？”的确，那个领导与我们家有些渊源，他俩早年一起工作时，就是无话不说的好友，父亲笑笑，摇摇手，转移了话题。
当年，正是“农业学大寨”火红岁月，人民公社领导班子的办公桌就是乡村田头。他们时常要去生产小队“蹲点”，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感觉父亲除了开会动员时像个干部，平时看上去就是一个衣着整洁一点的农民。父亲五十岁左右时担任了区委书记，几年后又调去了县城，几番流转，最后去了一个部门担任副职，那里的正职还是他以前的秘书，由此，周围的人多有不平，每每有些微词，父亲仍然是微微一笑，并不搭腔，转身去忙其他事情。
我们兄弟姐妹共五个人，大家靠入伍、考学都找到了工作，而且在各自岗位干得风生水起，在家乡传为美谈。在这个话题间，父亲总是笑容绽放，坦然而又自豪地说：“我没有为自己的子女求过人、搞过不正之风，他们是我人生最大的财富！”
1979年9月，我高考录取入学。父亲坚持要送我去县城汽车站，他约了一位邻居叔叔，用脚踏车带上我的行李，他自己带我骑行，那年我17岁，几次要求自己骑车带他，他就是不同意，二十几里的路程中，父子之间的交流并不多，我忐忑了一路，到达车站，他把我送上车，挥手道别时，我看到他慈祥的笑容，同时也看到那两鬓白霜。
1982年8月，我毕业分配去了海边的一个小镇任教。父亲拿着那份介绍信看了又看，就像看我们小时候的年度成绩报告单一般仔细。他说：“我送你去报到。”“不用，我自己去吧。”他摆摆手，用微笑作出了决定。在海边，我们终于找到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校”，安顿好一切，我送他回程，在尘土飞扬的马路边，终于等到了汽车，上车时他嘱咐我：“这里条件艰苦，但你必须适应工作环境，走好人生关键一步。”在停顿一下后又说：“再苦也要笑对人生。”大客车绝尘而去，我独立路边，好一番惆怅。
那时，我记住了他的教诲，应该说，只是记住了。
现在，我在甲子之年终于读懂了父亲的淡然、灿然或是怡然的笑靥。
是呀，人生必须微笑面对，否则就会自寻烦恼、郁郁寡欢，也许还有苦不堪言、痛不欲生。
生命何其曲折和短暂。“一笑而过”之间弥漫着深爱、智慧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