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菊鸣
我在过去的工作中曾遇到过这样一位老人，他坚持晚年要从遥远的异域叶落归根。现在想起，那份执着令人动容。
1992年11月的一天，我们在单位办公室接到民盟中央机关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同时，还收到一份文字传真，内容是让我们准备接待一位久别故乡，要从澳洲“回家”的老同志，要求做好接待和服务工作。这位老同志名叫王铃，男，1917年出生于江苏南通，高中毕业后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师从傅斯年先生从事研究工作。1946年又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1957年离开英国剑桥赴澳大利亚从事教学教育。他是民盟早期盟员，是近代著名英籍生物学家和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享誉世界巨作完成的得力助手。他们从1948年开始在剑桥合作，直至王铃于1957年去了澳洲，友谊从未中断，学研一直延续，一起为这部巨作的完成艰辛付出，乃至毕生。
1992年，王老在南通的王氏祖宅面临城改拆迁，王老和在北京工作的胞弟共同获得地方上70多平方米的补偿住房各一套。我们在王老回家前去往王老尚未有人居住过的房屋进行打扫，以便以清洁的居室和干净的屋貌迎接王老回家。之后，王老回家，又简单添置了几样家具和生活必备的日常用品。王老的老伴是位英籍太太，名叫安娜。二老安顿好以后，王老的社会活动逐渐频繁，我们也一直陪伴。每到一处，或在中学母校，或在民盟机关，或在南通全体盟员大会上应邀作报告，王老总是一直感慨家乡的变化，说与旧时相比，翻天覆地，建设成就可圈可点，心情甚是愉快……“你看国内多好！公交车上装满了人才开，澳洲公交车上一两个人也开，多浪费啊！”王老的这一即时感慨，引得大家一片笑声。这也是王老回国后对所见所闻发出的极其直白又发自内心的感叹。后来，王老又去了台湾和香港讲学，他是台大和港大的客座教授。
转眼大半年过去，平日里工作间隙和烦冗的生活期间，我们会时常惦念这位曾短暂相处的老者、前辈，有时也会前往他们居住的地方探望。之后的一段日子，我们获悉，老两口偶有不睦，这让我们非常担忧，毕竟他们身边没有子女陪伴。后据了解，他们不睦的原因恐与英籍老伴安娜不习惯大陆生活有关，由此老伴安娜决意要求重回澳洲生活，可王老执意不走。那个年代，出国是个时尚又新潮的事情，即便人们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但仍有“千军万马”般的人们做着出国的梦。王老回国前已在澳洲置有多处房产，还有一套海景别墅。殊不知这又是多少国人当时的追求。然而现在想来，难道王老落叶归根的想法早有“预谋”？或是回国后这一想法更加坚定？事实上，王老和老伴“去留”之争已是不可避免，甚至发展到后来的白热化程度。据传，为此王老也曾向老伴安娜“妥协”过三次。一次是去台大讲学，说好讲完学后直接赴澳洲，可结果王老变卦了；第二次是去港大讲学，也是说好了完事后直接回澳洲，结果又是王老变卦了；第三次又是去港大讲学，这次又讲好了坚决回澳洲，可当时两人都要踏上去澳大利亚的飞机了，王老竟从机场转了身，直接回到了南通。
谁能料到，二老回家一周后，王老突发心脏不适，经抢救无效，于1994年6月的一天黯然离世，享年77岁。我们为王老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上，王老的两个儿子分别从日本和澳洲赶来，他的长子用英文讲道：“我们爱父亲，理解父亲，可我们无法将父亲从这块土地上带走。”
望着王老的遗照，想起自己年少时曾有的不惑，“中国的科学技术史怎么会是外国人写的？”随着年岁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我无意中得知那是一部由七大卷三十个分册组成的鸿篇巨制。清末民初，国内军阀混战，接着抗战、内战一直不断，而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需要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我们，尤其是家乡的后辈人在1992年知道了王铃老先生，获悉他是这部巨著的重要“摆渡人”和幕后英雄，他是此书的编辑之一，与李约瑟等人都是完成这一巨著的同行者，我们由衷地感动。特别是我个人曾经有机会与这位长者、前辈如此近距离接触，甚至聆听他不多的语言和趣叙。
如今三十年过去，每年清明节，我和家人们赴南通公墓祭祖扫墓，我都会在王老的墓前站立一会儿，或在不远处顺着他墓穴的方向望上一眼。
秋过之后即是严冬，大地，凡树植之处一片片落叶，每片树叶似都完成了它的使命。树，会越长越大，越茂越盛，它是由无数个曾经的绿叶光合作用的结果。王老，以及他的同道，用一生“光合”了他们心中的“大树”，为民族、为国家留下了他们的奉献。好儿郎志在四方，或许这是王老那辈人青壮年时走出家门时的壮言，而叶落归根才是他们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