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松延
2024年11月，适值盛宣怀180周年诞辰，上海、天津、西安、常州等地纷纷举办活动，缅怀其生平事功与杰出贡献。在南通，人们或许对他与张謇之间的交往有所了解，但盛宣怀与南通的渊源不止于此。查阅上海图书馆馆藏“盛宣怀档案”等，笔者撷取有关史料，以从不同视角再现盛宣怀与南通的几个历史片段。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常州人，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官办商人、买办，洋务派代表人物，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他的一生成就不凡，涉及轮船、电报、银行、纺织、教育等诸多领域，如主持创办了华盛纺织总厂、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等事业，是中国民族工商业及文教事业早期现代化的奠基人、先驱者。
盛宣怀少年时期正值太平天国定都南京（1853年），江南地区战事纷起。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往上海与江北各地（南洋公学首任校长何嗣焜也随家避战乱于通州，并与诗人范当世结交为友）。次年，太平军逼近常州，盛宣怀随祖父盛隆（1786—1867，历任安吉、德清诸县知县及海宁州知州）“避地于江阴长泾镇，郡城既陷，又渡江居盐城”。
其父盛康此时已任湖北粮道，因不放心父母与儿子，就去信让他们设法到湖北生活。盛宣怀于是与祖父母从盐城到达通州，再“自通州航海至宁波”，辗转半年，方抵湖北。由于旅途十分艰辛，祖父母都已是七十五六岁的老人，17岁的盛宣怀挑起了大梁，一路上肩扛手提，侍奉着祖父母，终于到达父亲的任处。在南通等地颠沛流离的生活，对锤炼盛宣怀的意志是十分有益的，也养成了他在日后的人生与事业发展中百折不挠的品格。
二、通海设立怡盛花行
自1892年起，盛宣怀开始在上海督办纺织业，并于1894年开办华盛纺织总厂。该厂为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消费棉花数量大。购进棉花与销售棉纱是纺织工业至关重要的两个流通环节，“至棉花一项，皆来自南通州等处”，故南通为华盛厂原材料主要采办地之一。
1895年或更早，盛宣怀及其父盛康、盛宙怀及其父盛赓（盛宣怀叔父）合伙在通设立花行（商号怡盛云），采购通花，赚取行佣。从是年11月唐家闸怡盛云行寄盛宣怀函可知，该行时有伙友16人（含陈家酒店分庄4人）、学徒3人，结果却因用人不当致1896年出现亏损。盛赓致其二哥盛康函称：“各花行账目，唐家闸亏洋三千余元，皆因经理不得其人，以致如此。昨已与宙儿商量自十二月起，行用一切统归华盛厂并受，另派伙友接管。明年春、秋两季如有盈余，仍归怡盛行收，以抵弥补前亏之款。”随后将“崔维庸、芮静峰一一辞去，只缘华厂均不留用，惟丁道平尚可留用”。查丁道平，通州人，华盛纺织厂执事，当时负责唐家闸怡盛云行“子、皮两花及收发货件，并外庄各行往来一切行务”。
1896年，华盛厂又与聿修堂周少卿在海门合股设立怡盛云分行，派丁道平与须秋亭经理，由丁“与盛（宣怀）大人订立合同，至年终结算”。次年，为规范经营，助力通崇海花商在沪发展，包括唐闸怡盛云、海门怡盛云分行在内的通崇海三地各行商，“于沪北租界合建花公所，以肃市规”。但因丁道平侵吞股本银等，致海门怡盛云分行于1898年冬闭歇。
三、南洋公学在通置产
稳定、充裕的办学经费是一所学校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1896年，盛宣怀在沪创设南洋公学，该校办学经费初由其主管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捐助，保证了南洋公学前期的顺利发展。但盛宣怀也认识到这种过分依赖个人的经费供给关系存在巨大隐患，于是也在寻求一种不因个人命运改变而改变的持久性供款制度，即添置学堂恒产。
“盛档”所藏盛宣怀当年给通州知州汪树堂的一份照会（抄件）揭开了南洋公学在通购置沙田的前后经过：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间，据通州士绅顾辉光（捐职中书科中书）、顾联芬、陈维庸、吴景华、陈瑾稟称，盛宣怀得知通州境内狼山之前有如意、大成、琅阳、和合四沙，前经通绅报买筑圩，召佃开垦后已照章纳税。但因“历年滩形时涨时落，并夏秋潮大时，圩围被刷”，致使围圩垦熟之资本“付之流水，业佃交困”。“推原其故，由于南岸大成、琅阳，北岸如意、和合之间尚有浅漕一道，未经筑堤拥护所致，倘一经筑堤拥护，不独已经围圩垦熟之地可保无虞，即涨滩亦易满额”。通州众绅因无力筹款筑堤，特“吁求（盛宣怀）大人筹款筑堤”，并承诺“将四案内报升滩地每千亩提出八十亩，共约滩一千九百亩，听候委员择定地段”，同时明确“将来新涨若多，公款有盈，并求酌提另在该沙地面设立南洋公学分堂，专收通州所属俊秀子弟肄业”。除呈文具禀外，五绅还“邀请公正绅士翰林院修撰张绅謇等向堂作中，见议订立合同”。盛宣怀对此非常赞同，表示可将天津广仁堂所存银款从“华盛暂行提出，借与南洋公学堂作为筑堤之用，俟堤成后，将所得该职员、案头等划交一千九百余亩之滩地，加以筑圩工本，召佃垦熟，设法归还广仁堂存款本利”。
盛宣怀认为这是一件“成人之美”之事，当即便“调派员董直隶候补知州章兆蓉、候选县丞吴鸿英带同司事，前往测量，履勘究竟筑堤护田有无把握”，后经查核所禀情形，很快就与顾辉光等人签订了合同，“并饬该案头顾辉光等自行禀陈该州立案”，同时又为此照会通州知州汪树堂，请其“出示晓谕筑堤之处所有工头、土夫诸色人等，毋许偷窃物料，滋生事端”。此后，盛宣怀还任命游龙元（被盛派往通州任电报局委员）为南洋公学沙田委员。自1908年起，校长“唐文治另派沙田管理员，对学堂在南通所属沙田专事收租”。1909年，唐文治呈报邮传部，并经江苏省、南通县查实学堂在南通的沙田资产，除去修围、开支等，虽“租息为数甚微”，但仍可见南洋公学对校产沙田的重视。
另据记载，当年盛宣怀与南通州顾辉光订立合同后，即支付3万余元在此围筑，并按约定提取沙田1896.483亩作为南洋公学产业。此后，公学又出资1万余元，弥补围筑费用。而继通州之后，南洋公学又于1901年在川沙横沙添置800亩滩田，同时作为学堂产业收取地租。
遗憾的是，由于沙洲土质黏性小而松散，易被江潮冲刷而坍塌。1915年年初南通土地调查结果显示，当时江中沙洲坍田“以刘海沙最多，琅阳沙次之”。另有报道谓“大成沙孤悬江中”，1915年7月则因“江潮泛滥，全沙尽成泽国，水淹居民屋顶者八十余家”，并有淹毙。
1921年3月，交通大学首届董事会成立。同年11月15日，董事会在北京召开第七次会议，议案之一为“南通沙田及横沙沙田能出售则售之，仍以所得之款为沪校购地，扩充校址，如不能出售则姑置之”。然而，根据当年沪校（1921年，北洋政府交通部将所辖四校合并，统称交通大学，分上海、北京、唐山三校）致函总办事处报告沙田调查事宜：“由于水势泛滥，至1915年，上述田亩已先后坍塌，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