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云
中华政治智慧中，敬畏是贯穿千年的精神血脉，更是历史长河中的为官镜鉴。
清代名臣曾国藩34岁晋升从四品侍讲学士时，非但未露喜色，反在家书中写道：“这次晋升，实在出乎我意料。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
这种“位高而忧”的清醒，印证了纪昀“官阶日益进，心忧日益深”的箴言。面对百年变局的风高浪急，当代为政者肩头责任重于千钧，更需涵养这份“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敬畏之心。
中华政治智慧中，敬畏是贯穿千年的精神血脉，更是历史长河中的为官镜鉴。《诗经》有言：“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寥寥数字勾勒出为政者应有的谨慎之态。曾国藩之所以能功成身退，其核心正在于平生坚守“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他认为：“敬则无骄气，无怠惰之气”，唯有心存敬畏，方能在权力漩涡中保持清醒。
历史的反面教训同样深刻。明初宰相李善长受封韩国公，获赐免死铁券，却因居功自傲，“待人严苛，睚眦必报”，终致全家七十余口被诛。
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此理古今皆然。岑文本、孙叔敖等贤臣在升迁之际不喜反忧，其“位高而意益下，官大而心益小”的智慧，恰如警钟长鸣。
今日之世，“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三重压力如利剑悬顶：
国际博弈白热化。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加速，大国竞争加剧，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威胁蔓延；
国内转型深水区。改革攻坚遭遇深层次矛盾，“六稳”“六保”关乎民生根基；
复合风险叠加。“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交织，多重超预期冲击概率陡增。
东莞一位基层干部感叹：“现在做决策，常感‘一子落错满盘险’。”当外部环境的“难预料”成为常态，敬畏风险就是守护发展生命线。
诚然，心存敬畏绝非畏首畏尾，而是以忧患意识催生战略主动。年轻干部当培养“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在三个方面砥砺修为：
见微知著的洞察力。曾国藩在翰林院任小官时，便从同僚敷衍、上司腐败的苗头中，预见王朝衰微的危机。当下更需“从细微处辨识风险”，一则关注社情民意“弱信号”，二则警惕“美丽的姑娘前，大红顶戴旁”式的利益诱惑。
底线思维的防御力。坚持“宁防十次空，不放一次松”，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
某市在新建化工项目前，主动开展环境承载极限测试，否决超风险项目，正是“治乱于未乱”的现代实践。
知行合一的担当力。敬畏最终要转化为“守土尽责”的行动。抗疫期间，无数干部日夜值守，以“宁可备而不用”的极限准备守住防控线，诠释了敬畏生命与责任的深层统一。
当然，要筑牢风险防控的铜墙铁壁，还必须扎牢制度的笼子。个人觉悟需与制度保障结合，方能形成长效机制。因此建立四重防控体系尤为重要：
风险研判机制——科学扫描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风险源；
决策评估机制——重大政策实施“压力测试”，避免“带病推进”；
防控协同机制——打破部门壁垒，实现应急联动；
责任追溯机制——落实“谁主管谁负责”，杜绝风险“击鼓传花”。
这套机制如同精密免疫系统，使风险“早发现、早处置”成为可能。深圳推行“城市生命线监测工程”，对燃气、桥梁实时预警，正是制度防控的生动注脚。
“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曾国藩暮年回首，其“无处不忧心”的惕厉，恰是支撑他穿越宦海惊涛的压舱石。
当今世界，乱云飞渡。一位县委书记在笔记中写道：“每次签字批项目，总觉笔重千钧——这背后是千万民生。”
敬畏不是枷锁，而是铠甲：它让我们在风险浪潮中锚定方向，在权力面前保持谦卑，在抉择之时牢记“初心”二字重逾千钧。
当每一位为政者都能将纪昀的“心忧”化为行动自觉，将曾国藩的“惧祸”转为未雨绸缪，则民族复兴的巨轮必能在历史的三峡中劈波斩浪，驶向光明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