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勇
胡学文的长篇小说《龙凤歌》是一部40余万字的家族叙事作品，以中国北方乡村为背景，讲述了朱家几代人的命运变迁。上卷聚焦母亲马秋月与丈夫朱光明的婚姻生活，以及他们抚养龙凤胎兄妹朱灯、朱红的艰辛历程。下卷则以朱灯和朱红兄妹的视角展开，呈现他们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朱灯性格温和，成为编辑并尝试写作，而朱红刚毅果敢，为家庭放弃学业，最终在服装行业取得成功。书中刻画了四代女性的觉醒，从传统女性马秋月到独立自主的朱红女儿欢欢，展现了时代变迁下女性命运的演变。
当评论家们聚焦于朱家几代人命运洪流时，笔者偏剑走偏锋，将目光聚焦到小说中一个次要人物麻婆子身上。她的存在不仅是一个具体的角色，更象征着民间文化、传统叙事方式的传承与消逝，以及精神慰藉的力量。
麻婆子是民间叙事传统的象征，她的故事承载着乡村社会的集体记忆与民间智慧。麻婆子的出场就很神奇，她不姓麻，脸上没有麻子，没有皱纹，长相不赖，一个从面相无法确定年龄的人。麻婆子开口时，整个村庄的夜晚都活了过来。她讲述杨令公与萧太后的传说，让村民的心跳随之起伏。马秋月坐在人群里，白日劳作磨出的粗糙手指不自觉放松，那些“野史”成为她贫瘠精神世界的绿洲。小说中有一句“好马出在腿上，好汉出在嘴上”，麻婆子以自己嘴中的故事，在蒙昧的乡村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并成为传奇人物。麻婆子是一位乡村记忆的保管者与传递者。她口中那些“古话儿”，是集体记忆的活化石，维系着乡土文化那层正在消散的“灵晕”。
小说中有许多神奇而有趣的情节，比如枣红马做媒、武家的坟地与武家三妯娌的红杏出墙、老黄猫与鸟共同延续了冯家的命运等等，这些奇幻的所谓现实，跟麻婆子口中传说的所谓虚构故事相映成趣，甚至形成了反差。因为麻婆子口中的故事具有虚构的力量，那就是给听众尤其是马秋月以精神慰藉。
在朱家那间低矮的农舍里，马秋月遭遇生活的重压和精神的困局时，是麻婆子那些天马行空的故事，成为她暂时逃离窒息的唯一窗口。故事中虚构的悲欢如月光般浸透现实缝隙，让马秋月得以喘一口气。“人永远是讲故事者……他通过自己遭遇的故事或听闻的故事看待自己的一生”（萨特语）。麻婆子的叙述正是朱家母子精神世界得以维系的一根救命稻草。甚至朱灯日后拿起笔尝试写作，其源头不正是麻婆子点燃的那点虚构之火？麻婆子本人也通过讲故事重塑自己的苦难经历，使其成为传奇，她将苦难身世巧妙编织进那些光怪陆离的传奇中，使耻辱化为传奇的勋章。
从社会层面讲，麻婆子是乡村文明“告别”的对象。在小说下卷，麻婆子的故事逐渐失去对年轻一代比如朱红的影响力，甚至被视为需要“告别”的旧时代象征。朱红作为新时代女性，更相信行动而非传说，她信奉的是行动、效率与可触摸的成功，她白手起家在服装行业打拼的历程，与麻婆子口中那些虚无缥缈的帝王将相格格不入。朱红身上那种蓬勃的行动力，正是乡村面对现代化浪潮时催生的崭新情感结构的体现。麻婆子所代表的旧叙事传统，如同她日渐佝偻的身影，在朱红们务实而锐利的目光中渐行渐远，最终悄然退场。这退隐并非简单的消逝，而是乡村文明中那些过于沉重、无法适应新节奏、落后封闭的部分，所必须经历的痛苦扬弃，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变革。
麻婆子这个角色更深藏着女性命运的另一种可能。她的豁达与自在，在传统乡村女性的图谱中显得格格不入。马秋月虽深陷生活的泥沼，却仍被好妻子、好母亲的角色牢牢框定。麻婆子不同，她那不可言说的过往反而赋予她一种奇异的自由，她像一株顽强生长在伦理缝隙里的野草。她的存在本身即是对马秋月们的一种无声昭示：女性生存的脚本，绝非只有唯一版本。然而颇具反讽意味的是，麻婆子那些惊世骇俗的个人经历，最终被朱灯整理、驯化后，稳妥地安置在《五台杂记》的历史档案中。麻婆子的故事被书写的过程，恰似她生命中的野性光芒被主流历史叙述所“收编”与“规训”。那曾经照亮马秋月暗夜的另类女性生存智慧，在成为文献的那一刻，其颠覆性的棱角已被悄然磨平。
麻婆子不丑也不麻，却如同一个布满芝麻的麻饼，复杂而丰富。胡学文以惊人的笔力，在这个看似边缘的人物身上，嵌入了乡土文化基因库的密码。麻婆子如幽灵般游荡在《龙凤歌》的字里行间，她口中那些飘散的故事，是旧时代谢幕的挽歌，更是女性生命未被完全规训的野性印记。她的退隐，象征着一个叙事时代不可逆转的终结。
正是通过麻婆子这样精心雕琢的“次要”人物，胡学文展示了他对幽微人性的深切体察。他笔下的乡村因此不是概念的符号，而是由夹杂着麻婆子这样具体、复杂、充满内在矛盾的生命共同构成的活体。她如一盏灯，虽置于暗处，却以其微弱而执拗的光芒，映照出乡土中国在时代裂变中的精神肌理与灵魂深处的悸动。
文学的光荣，有时恰在于照亮暗处的光——麻婆子这个被时代车轮碾过却又倔强地找到自己生存位置的讲故事者，让我们在太极图般彼此相依的“龙凤”传奇之外，听见了那些出于乡村夹缝里的声音，并为之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