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美红
1938年3月17日，对南通而言是一个被战火与苦难笼罩的灰暗之日，日军铁蹄无情地踏上这片土地，从此给江海儿女带来深重的灾难，也在南通地方史上刻下无法磨灭的伤痕。近年来，随着中日两国当年的相关报刊档案陆续被发现，新现史料让南通沦陷的历史细节逐步清晰呈现，这也是对抗战胜利80周年的一种纪念。
日军101师团关于组成登陆南通之“佐藤支队”的命令。侵通日军联队长饭塚，日军绘制的《通州附近警备状况要图》（1938年3月1日），20世纪70年代时任总后驻太原办事处副主任胥金城
一、日军侵通的缘由
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以“保护亚洲各国免受西方殖民国家的侵略”“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后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幌子，悍然发动侵略战争。继上海、苏州、南京等地沦陷后，1938年3月，日军又借口南通“乃国府使民众陷于排日政策，以阻害民众福利，压迫民众，竟成为抗日分子之策源地”，偷袭并占领了滨江小城南通。
1938年初，日军为打通津浦铁路，连接华北与华中战场，扩大侵略，采取南北对进的方针夹击徐州，徐州会战开始，其中以3—4月的台儿庄战役最为著名。当时的军事观察家认为“整个战局，或将于此役决定之”，而“日军之直接目标，厥为徐州，徐州如被占领，日军即可截断陇海路、津浦线，实际上亦将统归控制”。日军为此而调集了大批援军，包括实施“南通附近及崇明岛攻略作战”，计划以佐藤支队为先锋，从南通登陆，直驱如皋、东台，预备下盐城奔邳县，与北段南下之敌会师台儿庄。读卖新闻社记者小俣行男在随饭塚部队足立大队（第101联队1大队）占领南通后，刚刚从事战地采访的他曾记“南通只留守小部队驻守”，主力（包括后加入的津田联队）则“开始北上……其任务不是直接进攻徐州，而是挺进到江苏省东海岸的如皋、东台、盐城、阜宁一带，牵制集结在徐州附近的一部分中国军队”。可见，南通是在上海的日本华中派遣军渡江北犯、策应徐州会战的跳板。
而日军能轻松占领南通，则与彼时当地的布防有很大关系。
南通自古为“兵家不争之地”，但在南北对峙或遭受外侮的情况下，这座小城的军事地位凸显。
1930年8月国民政府军政部公布《沿江要害》名录列有“狼山：江苏南通南，为吴淞内第二重要隘”。九一八事变后至南京沦陷前，南通战略地位更受重视：军事委员会的国防建设方案将其纳入“第一道国防线”，并提出“筹设南通要塞”等方案；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后，为拱卫南京，在11月拟定的《江防计划纲领（由南通至武汉）》草案又将南通划入第一防卫区；东北军将领、国民党57军111师师长常恩多则于8月进驻南通，任长江下游北岸各县戒严司令，负责守卫长江防线。
然而，随着南京沦陷与长江北岸扬州、靖江等地失守，南通军事地位下降，加之前线战况急需，此时，111师已奉命调离（后于3月参加台儿庄会战），“南通只有省保安队杨仲华团和县保安队驻守，防务力量薄弱”。此外，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江北（崇明岛及南通附近）方面兵要地誌梗概》（昭和13年3月1日）显示，日军在选定南通登陆前已对当地军警驻防等情况了如指掌——薄弱且分散的防卫是日军得以迅速占领南通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登陆南通的部队
对于当天在姚港与黄泥山之间江滩登陆的日军部队，《南通市志》《南通市军事志》《崇川区志》等权威志书均记载为“日军华中派遣军板垣师团饭塚旅团5000余人”，《南通县志》则称是“日军板垣师团鸰喙旅团5000余人”，但经查阅史料，这两个版本都存在偏差。
板垣师团（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原为关东军参谋长，1937年3月调任。他是策划九一八事变、成立伪满洲国及扶植成立汪伪政权的主谋之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率军在北战场参战”，却在平型关、忻口等地连吃败仗。淞沪抗战后期，板垣师团因日军久未“达到占领上海之目的”被“改调来沪作战”，并于11月初抵沪。时有报道以《败衂之师亦调来增援》为题，尽显嘲讽之意。
南京沦陷后，板垣师团于1938年1月侵入青岛，后又一路南下，参加徐州会战。据何应钦《三年来之抗战经过》载：1938年2月1日，临沂“被敌第五师团板垣征四郎部攻占”，于是“调张自忠军向临沂援，和庞（炳勋）军协力反攻，歼敌甚众，敌第五师团之两个联队几全被消灭。残敌十七日夜向北溃退，我庞张两军跟踪追击”。1939年《抗战两年大事记》一书载：3月18日“临沂我军大捷，毙敌五六千人，敌板垣师团溃不成军”。由此可见，当时在台儿庄附近与国民党军激战的板垣师团，不在侵占南通的日军之列。
更简单的确认办法是查阅侵华日军序列。志书所记的饭塚部队实为日军101师团101旅团的101联队，其师团长为伊东正喜中将，旅团长为佐藤正三郎少将，饭塚国五郎大佐为101联队联队长（该部并非旅团）。但在板垣师团所辖旅团、联队长中，既无饭塚，也没鸰喙。
除此以外，关于当天的登陆入侵之敌，还有“饭塚、矢住两部队及诸部队”“铃木部队”及“饭塚、谷川两部队发起进攻，忽然在扬子江北岸的南通州附近敌前登陆”等说法。而当年我方图书又有“长江舰队之海军陆战队”之记载。经核查，《第百一师团作战经过概要》有“三月中旬佐藤支队及谷川支队在通州（南通）附近及崇明岛奇袭攻略”，101师团102旅团（即津田旅团）的103联队（即谷川联队）实为3月18日晨登陆崇明岛的部队。而铃木、矢住等部队则未能查得相关佐证，101师团序列中也无该部队（长）名称。
综合多份一手史料，3月17日在姚港登陆入侵的日军只有“佐藤支队”，支队并非日军正式编制，而是日军为作战需要编制的一种临时作战单位，由步、炮、骑等多兵种混编而成，具备极强的独立作战能力。该“佐藤支队”以101旅团旅团长佐藤率领而得名，系为北上策应徐州会战临时组建而成，具体以该旅团的101联队和抽调的师团直属部分骑兵队、野炮兵队、工兵队、通信队、无线电信队、卫生队、野战病院、辎重兵组成，并无其他部队。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当年的媒体报道与日军多使用“佐藤支队”这一名称，但因其主力部队为饭塚国五郎的101联队，故南通有关记载惯以“饭塚部队”来称呼这支侵通武装。
此次日军登陆为陆海空协同作战，除陆军第101师团佐藤支队外，还有海军第三舰队第一根据地部队（园田滋少将指挥）配合。旧报报道，1938年3月，“园田部队长指挥之海军部队，为协力于陆军部队之扬子江北岸之战斗计，本十七日黎明与陆军之大部队相协力，已到达于通州附近，掩护其上陆，达成所期目的”。随后，园田滋宣布“将通州水道浮标及刘海沙水道浮标间划为危险区域”，并对英美等国发布劝告文，要求其舰船避免在此航行。另外，海军航空兵队在大杉大尉、日暮中尉指挥下，参与了此次作战。
三、沦陷时间与战况
关于南通城的沦陷时间与战斗情况，当年的饭塚部队足立大队（第101联队1大队）步兵伍长荻岛静夫曾在日记中记载：“五点半，我军消灭了岸边所有的敌人，取得登录[陆]的成功……天渐渐亮了，我军攻入通州（南通）城的时候，遭遇了敌人的反击，我军马上应战，在市区的各个地方与敌军展开战斗，终于在上午九点的时候占领了南门……正午时分，我军完全占领了通州城。”
但笔者掌握的其他史料均与荻岛静夫所记不同，且有基本一致的认定。
一是日军档案。据饭塚联队第二大队《战斗详报》，其尖兵中队第五中队最终“击退了通州城南侧的抵抗之敌，于午前七时占据通州城南门。在城内外陆续扫荡后，于午前七时二十分完全占领了全城”，而守军“遗弃尸体十数个”。随后由第五中队、第七中队、MG工兵队分别负责西门外、南门外、县政府等处警备，第六中队则继续进犯唐家闸等地。另有日方的《主要作战研究：南通附近及崇明岛攻略作战》，也记录了侵略者登陆侵占南通的经过：“4:30，向导队逐次出港，先行至登陆点设标。5:30，首批登陆部队在大姚港附近登陆，遇敌抵抗。7:20，佐藤支队占领南通。”
二是旧报报道。《新申报》载“佐藤支队于17日午前5时与海军协力之下，于福山北方扬子江北岸上陆，立即开始向江北北进，攻击江苏省之要冲通州，遂于午前7时20分完全占领该城”。查阅其他各大报纸，报道内容也大抵相同。而3月18日英美报纸也有报道：“据日本军事发言人在昨晚记者会上宣布，日军于昨日上午7时30分已经占领该地。”
三是亲历者见闻。陆伯生，1922年生，通州姜灶人，时为南通中学寄宿生，后任南通中学副校长。据其记述，当天上午“七八点钟……钟楼上已扯起日本太阳旗”。
综上所记，南通城沦陷时间应在上午7:20—7:30左右。
关于南通守军战斗与伤亡情况，除上述文字外，率部抗击的时任南通区司令部卫兵团团长张星柄少校也有记载：一度在江边抵抗的“沿江部队，以敌火力猛射，不支撤退”。5时许，胥金城的二连与日军在公共体育场激战，并“发生肉搏战。约一小时，因敌众我寡，牺牲过大……不得已退至西公园集中”。而张良材率“第一连守长桥，遭敌机扫射，时敌军由易家桥猛烈进攻”。在其《南通守城战役阵亡官兵姓名清册》中，当天在城外抵抗殉国者有14人。
尽管城内阵亡者人数不详，更没能如张星柄般为他们留下英名，但当时的日伪报纸曾有南通“华军遗弃尸体三四十具”等报道，纵有夸耀战绩之嫌，却足以说明日军“如探囊取物一般，直入通城”及“国民党军队一枪未发，弃城逃离”等记述并非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