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邃
战斗模拟场景（摄自耙齿凌战役纪念馆)
时光的长河缓缓流淌，每当思绪回潮，1944年6月22日发生在我故乡耙齿凌的那场战斗，便会冲破时光的藩篱，带着硝烟与热血的气息，在我脑海中清晰浮现。
史料的记载虽显冷峻，却真实勾勒出那场战斗的轮廓。黎明前的黑暗里，浓重的雾霭如一张巨大的幕布笼罩着如皋大地。栟茶镇据点的日军1个中队100余人，在中队长加藤大尉的带领下，与300余名伪军悄然出动。他们如同蛰伏的毒蛇，趁着迷雾奔袭如中地区，妄图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我地方武装部队一举消灭，为其扩展“清乡”的罪恶计划扫除障碍。
彼时，新四军一师七团在团长兼政委彭德清的率领下，从李堡南下，正怀揣着拔除南坎、八总庙地区敌据点的坚定信念，以奔袭之势疾行。然而，命运的齿轮在上午10时左右悄然转动，七团与日伪军在耙齿凌意外遭遇。刹那间，平静的乡野被激烈的枪炮声撕裂，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就此打响。在如皋警卫团和地方武装的密切配合下，七团将士们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无畏的勇气，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3个小时的鏖战，如同漫长的一个世纪，最终以全歼日军中队和伪军的辉煌战绩落下帷幕。为纪念战斗中牺牲的七团三营副营长吴景安同志，我所在的区被命名为景安区，这一命名，让英雄的名字永远镌刻在故乡的土地上。
战斗的那一天，恰是苏联卫国战争爆发3周年的日子。当父母得知日伪军又来侵扰，他们急忙将年仅11岁的我送到东村偏僻的冒本义大叔家躲避，并托付他们照料。
午后，枪炮声渐渐平息，乡间开始流传起令人振奋的消息——新四军主力部队歼灭了数百名日伪军！惊喜与好奇如同藤蔓，紧紧缠绕着我的心。这时，逃难回返的吴光焘大哥从本义大叔家门前经过，他要去耙齿凌战斗现场查看。我瞒着父母，央求他带我一同前往。大哥欣然应允，我紧紧挽着他的手臂，心中虽满是恐惧，但对战斗现场的好奇却驱使着我毅然前行。
越靠近耙齿凌，空气中火药的刺鼻气味愈发浓烈。一路上，死伤的日伪军还未来得及收拾，那惨烈的景象让人触目惊心。在一棵树下，我看到一个受伤的日军趴在地上痛苦地呻吟。一位农民老乡满脸愤怒，手持铁棍痛骂：“你这个畜生，也有今天的下场！”日军在地上狼狈地翻滚，那模样让我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快意，这一幕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成为我对侵略者罪恶行径下场最直观的认知。
耙齿凌战斗之后，大约在1945年初，当地建起了一座纪念堂。这座纪念堂是人们对英雄的缅怀，对胜利的铭记。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苏中四分区联合中学（四联中）从东台三仓鲁灶庙解散，我被分配到如东中学栟茶分校继续学业。我特意前往耙齿凌纪念堂参观，想要在那里寻找战斗的痕迹，感受英雄的气息。
纪念堂由一套深灰色砖瓦房组成，在当时物资匮乏的条件下，它的存在显得格外庄重、壮观。堂内悬挂着乡间书法造诣极高的先生所写的匾牌，每一块匾牌都凝聚着对英雄的敬仰和赞美。我父亲俞笃周所写的匾牌挂在正厅，“国殇典范”四个大字苍劲有力，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力量。我的老师吴景陶和四叔俞属君写的匾牌挂在东侧副厅，他们的字挺拔清秀，其中一块匾牌上“浩气长存”的字迹，至今仍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然而，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后，这座承载着无数记忆与敬意的纪念堂，竟被国民党无情摧毁。那些饱含深情的匾牌也不知所终，多年来我一直心心念念地想要探寻它们的去向。直到近些年，我才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老友王乃熊和南通新四军研究会原秘书长尤来宗。他们不辞辛劳地帮忙查询，可惜，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匾牌的下落，这也成为我心中的一大憾事。
耙齿凌战斗的完胜，是新四军一师光辉战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如同钥匙，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让我不禁联想起与新四军有关的两件往事。
第一件，是那位相见却不相识的团政治处主任。从1941年到1943年，在我8岁到10岁的童年时光里，新四军一师主力老七团、老二团常常在傍晚行军，路过我家所在的冒家庄门前的凌河边。那时，部队会偶尔停下来稍做休息。我们这些孩子，总是怀着好奇与兴奋，簇拥在路边，眼睛紧紧盯着战士们肩扛的武器，认真地数着机关枪的数量。而指导员肩上斜背着的、那个包裹得严严实实、形似雨伞的东西，更是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后来我才明白，那里面藏着的，是象征着希望与信仰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记得有一次，一位团政治处主任停在我家门口。他温和地看着我，关切地问这问那，我天真无邪地如实应答。或许是我的回答让他感到满意，他脸上露出了温暖的笑容，随即将我搂入怀中。此后，每当部队行军路过并停留时，他都会亲切地抱抱我，甚至把我高高举起，那温柔又充满力量的举动，让我倍感亲切。妈妈看到这一幕，心中也满是欣慰。她的几个大儿女早已投身革命队伍，如今小儿子又受到新四军干部的喜爱，这让她觉得无比骄傲。成年后的我，常常会想起这位主任，回忆他英俊的面容，想要知道他究竟是谁，也时常担心他在残酷的战场上是否安然无恙。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后，我甚至幻想着，或许哪一天能找到曾任新四军一师七团团长的彭德清少将，从他那里打听这位主任的消息。
第二件往事，是与革命老前辈夏征农相识且相知的经历。1941年春夏之交，新四军东进，苏中四专署的专员季方和秘书长夏征农骑着两匹枣红马，随军来到我的家乡双甸北乡冒家庄。当时，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夏秘书”，他就住在我家。夏秘书对我喜爱有加，还亲切地唤我“小鱼儿”。我喜爱下陆军棋，在农村简陋的条件下，我用马粪纸自制了一副陆军棋。每当我放学回家，夏秘书在工作之余，总会笑着对我说：“小鱼儿，来杀一盘！”下棋时，他常常会笑着逗我：“小鱼儿你可输了。”见我不服气，他便会用右手拇指捏着无名指关节哒哒作响，那模样仿佛在欢快地庆祝胜利，充满了生活的趣味。
20世纪60年代，我陪外宾到扬州访问，竟在同一个宾馆与夏老不期而遇。他惊人的记忆力让我惊叹，他清楚地记得冒家庄，记得我的父亲俞笃周校长，更记得那个曾经和他一起下棋的“小鱼儿”。谈到当年他的坐骑枣红马，他开怀大笑，笑声中满是对过往岁月的怀念。他还热情地邀请我：“什么时候去上海，到他家玩玩。”
20世纪70年代末，我陪外宾到上海，住在东湖饭店。机缘巧合下，我又一次见到了夏老。那次相遇，他格外高兴，与我畅谈国际形势，关切地询问故乡的情况。1991年2月，我受命撰写纪念李一氓的文章，组织上安排我去上海，采访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和夏征农4位老同志。我再次见到了夏老，他特别提到李一氓担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期间，亲自编写京剧《九宫山》，演出后引起巨大轰动的往事。
夏老是一位令人敬仰的人瑞，2008年10月4日，他与世长辞，享年104岁。夏老一生“半是战士半书生，一行政治一行诗”，他就像一颗璀璨的“人造卫星”，将自己的光芒洒向大地，在历史的天空中永远闪耀，他的精神与事迹，也将永远被人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