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毅 彭照宇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作为重大理论创新，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为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文化繁荣与实践探索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一命题的提出，既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探索经验的凝练升华，也是应对新时代复杂理论与实践挑战的战略抉择。
“两个结合”的理论内涵
“第一个结合”是理论与实际的贯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本质上是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过程。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国情，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具体实践方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经世致用”思想深度融合，形成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以“小康社会”概念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既体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精髓，又扎根中国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进入新时代，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判断，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剖析中国发展实际的典范，彰显了这一结合始终立足中国国情、回应实践需求的鲜明特征。这种结合不是单向的理论套用，而是理论指导实践与实践丰富理论的辩证统一，既确保实践探索的科学性，又推动理论本身的发展完善。
“第二个结合”是理论与文化的互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精神领域的深度对话与价值层面的相互契合。二者在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等核心层面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为这种结合提供了可能性基础。在宇宙观上，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理念与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相呼应，共同指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认知；在天下观上，“大同世界”的理想追求与“共产主义理想”在价值取向上高度契合，都蕴含着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在社会观上，“和而不同”的处世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关系和谐”的构想形成理论共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贯通，既延续了中华文化“协和万邦”的历史智慧，又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两个结合”的历史逻辑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便开启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历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必须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党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独立提出，形成“两个结合”的完整命题，标志着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的认识实现了新的跃升。这一演进轨迹表明，“两个结合”是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拓展与升华，反映了理论发展从实践维度向文化维度的深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理论创新规律把握的日益成熟。
文化基因与理论创新的双向互动，构成“两个结合”的深层动力机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深厚文化土壤，二者的互动贯穿于理论创新的全过程。儒家“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融合，孕育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既延续了“政在养民”的传统治理智慧，又赋予其新时代的理论内涵；道家“道法自然”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呼应，催生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使传统生态智慧转化为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指南。这种文化基因的创造性激活，不仅让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具亲和力与解释力，使其从外来理论转化为中国民众易于理解、接受的思想武器，也推动中华文化在现代转型中突破时代局限，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贯通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解读提供了全新视角，使其蕴含的智慧在当代焕发生机，形成文化传承与理论创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两个结合”的实践路径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第一个结合”实践，是应对中国发展实际挑战的必然要求。新时代坚持“第一个结合”，必须紧扣中国具体实际，聚焦发展难题，以解决问题为理论创新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逻辑起点，提出“新发展理念”“全过程人民民主”“总体国家安全观”等原创性理论，为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国家治理现代化、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等现实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南。在实践推进中，这一结合始终坚持立足中国国情，从实践中提炼经验，再以经验丰富理论。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判断，基于对中国发展阶段的精准把握，为制定新时代发展战略提供了前提；对高质量发展的推进，立足经济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发展阶段的理论。这一过程中，始终坚决反对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既避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公式化，又防止脱离理论指导的盲目实践，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相互支撑、动态平衡的实践逻辑。
推动以文化为根基的“第二个结合”探索，需要把握“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核心要求。“第二个结合”的实践，旨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共鸣，将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现代理论创新的养分。在具体实践中，通过对传统文化核心理念的现代诠释，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将“和为贵”思想转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将“修身齐家”传统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通过“数字中国”“法治中国”等现代实践载体，为传统文化注入现代元素。“第二个结合”的实践意义，在于为理论创新引入“新赛道”，即将过去在马克思主义谱系中讨论的问题，置于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广阔视野中，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更丰富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从而有效回应“西方现代化”的话语霸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体系。
“两个结合”的时代价值
“两个结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超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对立，提出“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吸收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又融入“大一统”传统中的治理智慧，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制度创新。同时，“两个结合”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打破“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迷思，其文化形态呈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特征，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新选择。此外，“两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与理论自信，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二者结合形成“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过程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为应对“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路径，也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关键抉择。它要求我们在理论创新中坚守“魂脉”与“根脉”，在实践探索中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最终开辟出一条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又彰显中华文化特色的文明新路。这一命题的提出，不仅是对党百年奋斗经验的总结，更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基与文化自信。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