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鸣
麦文果（Vincoe Mushrush，1906—1997），美国传教士，曾于华盛顿大学、丹佛的Presbyterian医院护士学校学习。1935年9月下旬，受美国联合基督教传教士协会的派遣来华，先在北平学习了一年中文，1936年秋天来到南通基督医院（南通第一人民医院前身）担任护士。
上图左起：麦文果，崇英女中校门，当年的南通基督医院，南通基督医院的男护士宿舍。
日军轰炸中救人
麦文果到南通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4天之后的8月17日南通基督医院就遭遇日机轰炸。麦文果是当时在现场的仅有的两个美籍医护人员之一，他们立即组织员工抢救伤员和受困人员，40余人被从大火中救出。
麦文果在《轰炸南通州》中描写当时的情景：“突然听到飞机再次来了，几乎同时听到爆炸声，破碎的窗户玻璃从头顶掠过。我向外看，浓烟四起，分辨不出炸弹落下的具体位置……医院的西北角处于熊熊的火焰之中。我穿过树篱来到医院南边，许多人都聚集在门房那里。有一位脊柱结核的病人躺在病房楼附近的地上，我用双手将他托起，艰难地向前走了几步。然后我将一个背部受伤的实习护士扶了出来。一个男病人从二楼跳下来，周牧师和其他一些人冒着危险帮助我一起将他接住，避免他受伤。在二楼的屋顶，眼看着火焰离自己越来越近，一个无助的绑着石膏的小男孩蜷缩在楼顶绝望地啼哭，我让他跳下来，但他受了惊吓，根本就不能动弹了。一位工友拿来梯子试图爬上去救他，但梯子和男孩之间的墙体摇摇欲坠让他却步。此时我爬了上去，救下了小男孩……”
为了避免医院再次遭到轰炸，麦文果想方设法制作了一面星条旗。由于缺少合适的材料，她将白床单撕成长条，用红药水将其中一半染成红色，蓝色的部分则用她的法兰绒护士披肩裁剪而成，把它挂在残存的大楼上，以免日机再度空袭。
独自留守南通
南通基督医院遭日军飞机轰炸后，人员开始有序撤离，而麦文果自愿选择留下来。当时的教会和朋友都劝告她离开，而她却认为“现在将黄种人的生命看得很低，而将美国人的生命看得很高，这种等差，非生命本质上的差度，生命的价值其实是同等的。”
麦文果成为当时南通唯一的外国人，她甚至在危急时刻需要同时扮演医生与护士的双重角色，她的坚守成为当时南通地方极大的精神支持，因为很多人认为“麦小姐，一个洋人，况且还是个女子，都不怕单独留下来，我们怎么可以想到要撤退之类的事儿。”在她生平第一个没有取暖炉的冬天，她用意志力忍受食物的缺乏和单调。
令麦文果欣慰的是她在美国当护士时，研读过《护士独当一面工作》，并且学过传教卫生学的课程，这些课程涉及当医师不在场，护士直接面对病患和她服务的社区、该如何处置。麦文果到南通时，竟然也像预先知道未来可能会独自面对困境，她将这些类似于医生医嘱的教学讲义带到南通。
工作之余，写信成为麦文果排遣寂寞的一个途径，美国联合基督教会保存着麦文果当年的许多信件。她向远方的同事和亲朋述说着南通发生的一切。
设难民营收容难民
1938年3月17日，侵华日军占领南通城。当时麦文果是南通城里唯一的外国人。一队日军士兵从基督医院边的马路经过。麦文果站在紧张的勤杂人员身边，轻声鼓励他们。
对于麦文果这位美国传教士，占领南通的日军还是有所顾忌的，他们没敢轻举妄动教会的财产。麦文果明确地告诉日军，不管发生什么，她都要待在这里。麦文果的特殊身份，使教会的房舍成了“诺亚方舟”。
次日，一名伤员被送到基督医院护士麦文果面前。麦文果一看是腿伤，且估计伤到了骨头，有点忐忑地说：“我只是个护士，恐怕不能够处理如此严重的伤病。”传来的回答却是：“我们跑遍了城里的每一家医院，连一位医生都没有碰到过。如果你不能救命，那就再也没有人能够疗伤了。”
形势所迫，麦文果不得不从自己平时所学中抽取必要的专业医学知识，开启了她救治难民的历程。
很快，为躲避战火、免遭屠杀和强奸，200名左右南通城内的老百姓（大多为妇女和儿童）涌进医院一旁教会开办的崇英女中，一个难民营就这样形成了。
最初难民可以自己解决吃饭问题，麦文果只是提供一个安全的庇护地方。但形势一天比一天糟糕，日军的烧杀使受伤的平民越来越多，4月间，麦文果收治了400多名伤病员。日军在医院附近的大码头烧毁仓库和周围民房，被打伤以及无家可归者纷纷到医院和崇英女中来避难，学校教室和走廊全被住满，麦文果所住的二层小楼所有房间都已经挤满了伤员，她甚至把自己的卧室也让了出来。麦文果倾其全力，还请来护士潘凤鸣、陈淑瑾帮助工作。她将自己的蚊帐、被面撕成布条蒸煮后权作绷带用。
在4月30日的信中，麦文果这样描述她的近况：“南通就像地狱一样。我每天早上6点穿上白大褂，一直忙到晚上10点或11点，然后倒头就睡。这个月我已经护理了4个伤员(都是枪伤)、一对母婴。昨天晚上还来了一个可怕的烧伤患者（那些强盗干的），她的胸部、腹部、臀部和腿部简直惨不忍睹，难闻的气味差点把我熏倒。暴行的残忍，让我无法接受。晚上最终包扎好创面，那气息始终萦绕在我身边，我勉强喝了一点点汤，早早睡了。中国士兵现在在南通城内活动，白天和黑夜都能不停听到交火的枪声。今天我们看到城里大量的黑烟持续地升起，显然许多房屋又被焚烧。”信里还提到了她在经济上的窘迫：“我仅有40美元，厨师跟我说燃煤只够3个星期。伤病员不断涌来，又不能见死不救，将他们拒之门外。”
据麦文果统计，难民营里最多时住了500多人，过去8个月里月平均人数是376人，八个月里接受物资救济的月平均人数是2607人。
成立基督红十字会
为了报复，侵华日军甚至整个街区地焚烧民房，当房屋里的老百姓逃命时，日军肆意地用机关枪扫射。1938年5月16日，麦文果在给友人信中写道：5月3日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日子，枪声在西门外响起，接踵而至的伤员躺在走廊和庭院的担架上，到处是血，我不停地包扎止血，我的鞋被血染污，双手被血浸湿，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5日日军在医院附近的大码头放火烧毁了仓库和民房，还用机关枪疯狂扫射着从火房子里逃出来的老百姓。我看到那些试图奔向我们大院的人被射杀，便立刻让工友打开大门，他们大都是妇女儿童，这一天难民营新增了200多人。
面对日军的威胁，麦文果据理力争。日军甚至把机枪架在难民集中的崇英女中门口。麦文果写道：“我先后用中文和英文让他们走开。见他们不肯，我就索性坐在校门外的石凳上，监视他们，直到过了大约一个小时的光景，他们才动身走开。约一点半的时候，一辆卡车停在门前，8个士兵冲了进来，在对站在大门附近的几个人进行搜身之后，抓住一个刚买了米的男子，说他脸上极其害怕的神情表明他是个坏人。我闻讯连忙赶去，只见到卡车绝尘而去。日军没有得到我的许可，就擅自闯了进来。我今天写信将这些事报告给了美国驻沪领事馆。”
大量难民的涌入使麦文果在经济上几乎陷于绝境，当时她已经无法从南京基督会总部取得款项，倾其所有才7美元。麦文果还拿出30美分资助一名家庭衣食无着的先前的实习护士，这些钱可以买到几天果腹的粮食。危难时刻，麦文果在《一艘搁浅的船重新起航》里回忆：“南通那些不信教的仁慈的乡绅找到我，提议建立一个组织，筹划一定钱财，由我来调配，推举我为会长，并取名‘南通基督红十字会’，目的是以基督的精神来帮助穷人。”于是，南通基督红十字会成立，麦文果为会长，汪志培为副会长。
在最艰难的时刻，南通地方士绅和国内外爱心人士向麦文果和她的避难所伸出援助之手。麦文果1938年12月20日在给朋友的信里回忆道：“病员与难民所需的食物、药品器械所剩无几，我也无力去购买。就在我们用完最后一块纱布时，一位邻居捐赠了一批纱布，有人还运来了两大车米。随后又有更多的纱布和米送来。”其后，他们又争取到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援助的药品、大麦片等救济物资，以供应难民和伤病员的食用。
想着要回中国
困境中坚守的麦文果始终是乐观的，她在致马轲的信中这样写道：“能够留在这里，观察发生的一切，接收捐赠，给需要的人以帮助，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特权。令人不悦的盲从是真正合作的障碍，而我欠缺这一点，恰恰帮助我与中国人一起共事，这是我乐见的。人们的钟爱逐渐累积成敬威，但还没有丁点‘敬畏’所提示的害怕之意。我的身体健康又恢复如初，不过瘦了一点。有时我也觉得厌倦所有这一切，要从这里逃离，不久又会重新振作起来，世上任何东西都不会让我交换我在这里的存在。我想你一定记得你刚开始的几年，以及自我调整的问题。我认识到调适的重要性，中国目前的情势下使得我的适应能力在增强。”
1939年8月，麦文果离开南通去芜湖基督教卫理公会工作。回顾自己在南通独自支撑，勉力救助难民和伤员的岁月，麦文果在《“扫荡”带来的灾难》中写道：“过去的一年里，我随床护理了89个病人，接诊了1000多个门诊病人。为900人接种了伤寒和霍乱疫苗，为200个儿童接种了白喉类毒素。当我躲在树下寻求庇护时，南通城里的每个人对我来说都是陌生人。但我的努力终于感动了许多人，他们伸出援助之手自愿来帮忙。本地商人捐赠了纱布、做绷带的棉布、大米和13000元法币。救助工作一项项地开展起来。除了医疗工作，1年里我们向3000个无家可归的人发放大米，直到新的一茬庄稼成熟起来，那也正是一年前被烧毁的麦子长到的高度。整个一年，我们触及着整个城市的生命与灵魂。”
1940年，麦文果回到美国。回国后，她参加了美国陆军护士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的盟军服务，参加了著名的诺曼底战役，为部队作医疗、救护服务，前后6周。后随军到达法国、比利时、德国，在接近前线的流动性医院工作，曾获得过4枚战斗勋章。1941年在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麦文果说，至今她还想着要回中国。
1997年6月27日，麦文果去世，6月30日以美国陆军上尉的身份，埋葬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谢里丹路2900号的杰斐逊兵营国家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