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新华
我们又一次来到通州十总镇骑岸居南首的忠义亭，晨光中带着湿润的凉意。亭中“满门忠义”纪念碑在阳光下泛着冷光，碑额上梁灵光的题字虽被风雨磨蚀，仍透着铁画银钩的铿锵——这是1945年苏中四分区反“清乡”群英会授予刘剑人一家的褒奖。碑侧刻着退休干部佘云龙的诗句：“一门忠烈赴国殇，血沃江淮草木香。”字迹虽有些漫漶，却如老人口中反复讲述的故事，在时光里沉淀出厚重的质感。
刘剑人（1893—1969），又名锦锟，原沧南乡人（现岸西村）。小学毕业后考入江苏省代用师范，1914年因病辍学，先后在六总、余田、刘园等校任教，因操劳过度病倒，1925年归家务农。平静的日子在1938年3月被彻底击碎——日军侵占南通后，骑岸土豪散布“皇军不可敌”的投降论调，时年45岁的刘剑人挑着稻子路过，将扁担往地上一磕，怒斥：“鬼子的刺刀能戳进皮肉，难不成还能戳进骨头里？咱中国人的膝盖是给祖宗磕头的，不是给鬼子下跪的！”这句怒吼让他被群众推举为沧南乡乡长，也将一家卷入了血与火的洪流。
1941年秋，长子刘永芬向父亲提出要当民兵队长。“去吧，”刘剑人嘱咐道：“枪杆子要握在自己手里，鬼子来了就得拿命拼。”刘永芬带着民兵在敌据点附近埋雷、割线、袭扰，后任骑石区队中队长等职，在五总埠、石港等战斗中屡立战功。二儿子刘永芳1942年瞒着家人参加区队，任副队长时专打鬼子运输队，曾端着缴获的步枪冲在最前，将日伪军逼入芦苇荡。兄弟俩的名字很快上了敌伪悬赏名单。
敌伪对刘剑人恨之入骨，悬赏缉拿。他怒斥劝降的汉奸：“要我的头可以，要我自首办不到！”1943年冬，日伪军抓走他的妻子于照英和大儿媳丁翠兰，施以烙铁烫、竹签扎等酷刑。消息传来，刘剑人躲在草垛里抹泪，却对民兵说：“她们若松口，就不是我刘家人！”他一面托人营救，一面派人潜入骑岸镇，处决了伪“清乡”办事处汉奸王保。当婆媳俩拖着伤体被救出时，瘦得脱了形却笑道：“没给你丢脸。”
1944年春，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进入白热化，日伪军以“梳篦式清剿”妄图摧毁抗日根据地。刘剑人看着墙上长子刘永芬的民兵队长任命书、次子刘永芳缴获的日军刺刀，手指摩挲着烟盒纸上记录的儿子牺牲日期，眼眶泛红却语气坚定：“国破了哪还有家？我四个儿子，就是要让鬼子知道中国人的骨头拆不断！”随即把三儿子刘永蔚、四儿子刘永健送进革命队伍。这年11月，51岁的刘剑人在战火中入党，入党申请书是用铅笔写在烟盒纸上的，字迹歪扭却笔重千钧。
1945年春，苏中四分区反“清乡”群英会在忠义亭（时为临时场所）召开。当“满门忠义”锦旗授予刘剑人时，老人拄着拐杖站在台上，花白胡须微颤。台下，刚参军的三子、四子穿着新军装满戴红花——长子刘永芬已在1944年伏击战中牺牲（25岁），次子刘永芳同年因汉奸告密，在芦苇荡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21岁）。
“满门忠义”浸透鲜血，刘剑人却未倒下。1945年7月他任骑岸镇镇长，兼任县“四属”协会主任，忙于安顿烈士遗属。年底，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代表瞿树滋亲授他“正气却敌”锦旗，红绸金字在油灯下闪亮，如同他眼中未灭的火光。解放战争时骑岸镇再度沦陷，年老体弱的刘剑人随部队转移，病得走不动时就“打埋伏”隐蔽，却始终不肯离开这片浸染儿子鲜血的土地。他说：“胜利后要在镇头建亭，刻上孩子们的名字，让后人知道有一家人曾为赶走鬼子豁出命去。”解放后忠义亭落成，他亲手在亭边栽下两棵柏树，彼时身为县政协委员的他虽佝偻着背，腰杆却挺得笔直。
1969年底，76岁的刘剑人在骑岸老屋离世，临终攥着小儿子刘永健的手反复念叨：“别忘了，亭子里的碑……”如今刘剑人的后人仍住在亭旁，每逢抗战胜利纪念日，都会带领学生们祭扫：“这是我大伯刘永芬，25岁就埋骨在这里……”孩子们稚嫩的声音诵读着“一门忠烈赴国殇”，碑顶的铜铃在风中轻响，似是英烈的回应。
八十年光阴流转，忠义亭的青石板被磨得光滑，周围农田已成居民区，唯有亭边柏树枝繁叶茂，年轮里藏着风雨。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数“刘剑人”用血肉铺就的道路。他们中，有倒在冲锋路上的青年，有坚贞不屈的婆媳，更有在接连丧亲后仍挺直脊梁的父亲。这些故事没有史诗般的宏大叙事，却在柴米油盐与枪林弹雨的交织中，诠释着民族的脊梁。走出忠义亭，“满门忠义”四字在光影中明灭，如八十年前不灭的星火——这星火曾照亮黑暗，如今仍在年轮里燃烧，提醒着我们：和平不易，忠魂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