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云
我们党的干部都是人民公仆，对公家的公名公利，不能归于己有，“恩”不可记在个人账上，所谓“授爵公朝，感恩私室”的事绝不能干。
一位年轻干部被提拔为科长后，提着礼物上门向局长表示感谢：“我能当上科长，全靠局长您推荐。没有您的栽培，哪有我今天！”局长让座后主动和科长聊起了他履新后的工作感受。临走，局长微笑着拍拍科长的肩膀说：“小伙子，好好干，别辜负了组织的希望。你这次得到提拔，是局党委对你德才和工作的肯定，对你的感恩之情，我代表局党委领了，但这些东西，你必须拿回去。否则就坏了党的规矩啦！”几句话说得科长热泪盈眶，额首称是。生活中，类似这位科长，把自己的成长进步归功于个别领导头上的事，还是蛮多的。
个人有了进步，应该感谢谁？这个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主要是组织的培养、群众的帮助，再加上个人的主观努力。至于提拔使用，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并不取决于某个领导说了话，而是经过党委集体研究决定的。不可否认，一个人的成长进步，也离不开某一个领导的具体培养，甚至在某些“关键时刻”，积极向上引荐，为你“据理力争”。但是，无论如何，这“恩”却不应只记在某个领导个人账上。就拿这位科长来说吧，在提拔他任科长的过程中，局长与他的关系已经不是个人对个人的关系，局长考察他、推荐他，是代表党组织行事的，绝不能看作他在为某人“施恩”。倘若把“恩”记在某个人账上，不仅容易把正常的同志关系搞庸俗，而且还会败坏党风、毒化社会风气。这方面的教训是很深刻的。
君不见，现在有个别地方和单位存在的“圈子文化”，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把原本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干部任用，变得浑浊不堪。有的领导认为，我提拔了谁就是对谁有恩，人家送点礼酬谢一下，不收不近人情。有的被提拔者也认为，给有恩于自己的领导送礼是理所应当的，不送礼会被别人认为是不懂感恩。于是，有的人便习惯以“老大”自居，热衷于建圈子、立山头，把同志关系变成江湖关系，甚至异化为利益关系、金钱关系，任人唯亲、任人唯“圈”，导致“一人腐”成“一群腐”、“小圈子”成“共腐圈”。有的人热衷于“找门子”“拜码头”“结兄弟”，沉迷于拉关系、找靠山，跑官买官，为利益输送、权力寻租、化公为私铺路架桥，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古人云：“大夫不收公利。”我们党的干部都是人民公仆，对公家的公名公利不能归于己有，“恩”不可记在个人账上，所谓“授爵公朝，感恩私室”的事绝不能干。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毛泽东收受的国礼统统上交，个人送的礼物一律不收，或作价奉还。周恩来也是真正做到一心为公、两袖清风、鞠躬尽瘁。一次，周恩来过去的一位老警卫员给他捎来了一筐新鲜橘子。他问清值25元钱（大约合今500元）后，让立即给对方寄去50元钱（合今1000元左右）。周恩来对此还进一步提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多余的钱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了。”陈云一生从不收礼，也不送礼，成为雷打不动的原则。1960年，他去郑州视察，离开郑州火车站后，列车长告诉陈云秘书说这个地方送了一大捆芹菜和半袋花生米。陈云讲，按价格算钱，算了以后把钱装在信封里面，写上一个“下不为例”，火车到了徐州以后请他们给退回河南省委去。
事实上，一个有公正之心和崇高责任感的人是不会“授爵公朝，感恩私室”的，不仅我们共产党人能做到，就连封建社会的清官也能做到。如宋史上有名的宰相王旦，他提拔了很多人，可是当面总是教训人。等他死了之后，大家才知道自己曾经被他提拔过。当时范仲淹曾经问他，为什么提拔了而不让人知道？王旦说，他提拔人，只是为国家遴选人才，何必让被提拔的人来感谢他私人？王旦的这种高风亮节，依然值得今天的为官从政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