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裘山山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很普通的人。
虽然从世俗观念看，他们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父亲是原铁道兵部队工程师，母亲是原《浙江日报》编辑；但说到底，还是普通人。他们也认为自己的一生很平凡，既没有特别的建树，也没有跌宕起伏的传奇。若他们知道我要为他们写一本书，一定会惊诧莫名，连连摆手说不要不要。他们会说：我们的确是经历了艰难坎坷、风风雨雨，但大家不都一样吗？我们的确是相濡以沫、患难与共，但这不是应该的吗？
最终让我下决心写，是在母亲离世后，在读了父亲母亲早年的通信后。这些信被珍贵地保留下来，虽然只是一部分，缺失了很多，但基本可以看到他们的人生脉络。这对普通夫妇的人生脉络，既坎坎坷坷，也熠熠生辉。
其实早在1990年，我就写过《父母大人》，缘起母亲的一封信。那时父亲和母亲都已退休，母亲在信中告诉我，最近父亲又把好不容易找到的“发余热”工作给搞砸了，原因是对方不需要他上班，只要他这块牌子，“签签字就行了”。父亲说，那不行，万一质量有问题他良心不安，他不能接受。而前一次搞砸，是别人请他讲课他表示不要讲课费：“我是有退休金的人。”人家说这老头神经兮兮的，没有聘他。
读罢母亲的信，我想起探亲回家时，父亲曾几次念叨说他何德何能，什么事不做每个月还拿钱，说罢摇头“啊”了一声。由此想到父亲其他“迂腐”的事，我很感慨，一口气写了一篇关于父亲的随笔。写好之后，忽然觉得也应该写写母亲，母亲的故事也很多。他们风格完全不一样，于是又写了母亲。我把两篇放在一起，题为《父母大人》。
这篇随笔刊发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昆仑》1990年第五期。
2012年年底，父亲病重住进医院后，母亲马上预感到父亲再难回家了，愁容满面，一声声地叹气。夜里我陪她睡，她翻来覆去睡不着，忽然跟我说：“你想想看，我们在一起六十多年了呀，就是有一半时间吵架，也有三十多年是恩爱的啊。”此话让我瞬间泪下。
母亲是个坚强豁达的人，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苦难，极少伤感落泪。父亲走后，她只一个人在卫生间大哭了一次，之后就平静下来了，从不在我们面前提起父亲。我们提起，她也默默地听着，沉默不语。但是夜里说梦话的时候，她会喃喃喊出父亲的小名，那个她叫了一辈子的小名，一次又一次。还有一次，她轻声跟照顾她的阿姨说：“我还是很想老裘的。”
2023年7月，父亲走后第十年，母亲也离开了我们，也是在盛夏时节。她终于去和父亲相聚了。他们这辈子总是聚少离多，终于再也不会分开了。
父亲和母亲，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彼此相爱，彼此支撑，在漫长的坎坷的一生里，相濡以沫，患难与共。他们没有童话般的爱情，没有山盟海誓，没有花前月下，只有遥远的思念、遥远的两地书。在那些跨越千山万水的两地书里，还有几封是分手信。但恰好是这几封分手信，见证了他们的忠贞爱情。
我尽可能忠实地记录下来，尽可能不渲染、不煽情、不粉饰，尽可能地客观理性，以书写的方式来怀念我的父亲母亲，并祈望给后人留下一些启示和思考，为中国现代史提供一点点个人的资料。
（节选自《父母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