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鲲鹏
南京，其肌理中深嵌着无数文明的烙印。身为地方志编纂人员兼南京学研究者，笔者在编纂《栖霞街道志》的过程中，系统了解到：在南京城东北、栖霞山东麓、长江之滨，一座名为“官窑山”的静谧山体内，沉睡着一段关乎明城墙营建、国家工程与工匠精神的宏大历史。近年来，随着系统性考古发掘的开展，一座规模空前、布局完整的明代大型官窑遗址重见天日。它不仅揭示了南京明城墙城砖来源的关键谜题，更以其厚重的历史内涵与完整的遗存形态，为理解明代物质文化、制度文明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载体与时代注脚。
官窑山遗址的发现与确认，是一个从历史记载到科学考古逐步验证的过程。明末清初有记载，孝陵神宫监掌印太监曾上报摄山（今栖霞山）存有官窑，其中五座孝陵官窑位于“摄山后”，这是栖霞山存在官窑的明确文献线索。然而，数百年间，其具体方位、规模形制始终湮没无闻。地名“官窑村”“官窑山路”的留存，以及民间关于“七十二官窑”的传说，成为历史留给后人的隐秘提示。
转机出现在21世纪。2002年，专家在此调查发现裸露的窑炉及带有“应天府……上元县……”铭文的城砖残件，首次将此地与明代南京城砖烧造联系起来。真正的突破始于2016年，南京市考古研究院联合栖霞区文旅局开展了系统性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取得丰硕成果，发现大量古代遗存，包括窑体、墓葬、烧坑等。这一系列的发现，使官窑山遗址从传说与零散线索，一跃成为经过科学发掘、内涵清晰的重大考古遗址。
遗址主要分布于官窑山及其附近区域，窑体群集中分布，可分为北、东南、西南三个片区。已发掘的窑体（主要位于北、西南片区）结构清晰，均为依山体缓坡构筑的“馒头窑”，通长约10米，包含操作间、窑门、火膛、窑室、窑床、烟道等完整组成部分。这种因地制宜的建造方式，既节约成本，又利于保持窑内高温。
更为可贵的是，考古工作不仅揭示了窑炉本身，还系统揭露了生产区、管理区以及与之配套的完整生产与管理体系：考古发现，在官窑山东部有大型砖坯晾晒场，配有排水沟等设施。西南片区高地发现三排大型磉墩遗迹，布局规整，推测为窑场管理机构的建筑基址。完善的排水网络贯穿窑场，并与窑前水沟相连，部分水沟边发现柱洞及未腐木料，可能是为窑门遮雨防水的设施支撑。贯穿遗址的河道遗迹，勘探证实其连通长江，构成了利用长江水道运输原料与成品的高效物流网络。
“窑炉—晾晒场—管理机构—排水系统—运输水系”的空间布局，立体呈现了一个明代大型官营砖瓦工场的完整运作场景，是研究明代官营手工业组织管理、生产流程、基建物流的罕见实物范例。
一段刻有“造砖人夫刘德华”的城墙砖文，曾让本就驰名中外的南京城墙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在官窑山遗址出土的大量城砖残件上，同类铭文频频出现，成为该遗址一项具有关键意义的核心发现。这些城砖规格统一，砖侧模印的铭文清晰可辨，如“应天府提调官府（丞王恪）……上元县提调官县丞（李健）”“总甲赵才甲首……造砖人夫……”等。
如今，考古工作者已在核心区开展数字化信息采集，建立地理信息系统，为遗址的永久性保存、深入研究与多元化展示奠定科技基础。
南京官窑山遗址，是大明王朝肇建基业时，国家力量、工匠智慧与地理资源相结合的历史见证。熊熊窑火，烧制出的不仅是筑就“世界第一城垣”的坚固城砖，更是中国古代卓越的工程管理制度、庞大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以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如今，窑火虽熄，记忆永存。通过对这一珍贵文化遗产的科学发掘、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我们不仅揭开了南京城市史、明代工业史的重要一页，更是在新时代背景下，传承中华文明薪火、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具体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