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王峰
郑和下西洋或许不止七次？郑和担任南京守备、执掌内官监期间，衙署究竟地处何方？得益于近年的考古新发现与系统文物调查，学界对郑和下西洋历史的认知正不断刷新。南京是郑和船队的集结地与出发港，也是其仕宦生涯中最重要的活动场所，相关历史遗存丰富，在南京市博物总馆新近编著出版的《江苏郑和下西洋史迹的调查与研究》中，南京相关史迹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近日，记者专访了该书主编、南京市博物总馆研究馆员邵磊。
考古文献互证
还原南京郑和下西洋史迹
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郑和统率庞大的宝船船队，七次远航西洋，遍历东南亚、印度洋沿岸，远及阿拉伯半岛与东非海岸。其船队规模之宏大、航行范围之广阔、航海技术之先进，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都堪称无与伦比。
作为郑和船队的集结地与出发港，每一次远航之前，庞大的船队都要在南京完成最后的准备工作。宝船厂内，工匠们日夜赶工，建造着大大小小的船只；龙江关外，数以万计的官兵、水手、通事、医士、工匠在此集结，等待季风的来临。
南京同时也是郑和仕宦生涯中最重要的活动场所。他长期担任南京内官监，负责国家重大营造工程，包括参与督建聚宝山大报恩寺与五彩琉璃宝塔，并在洪熙元年，被任命为南京守备太监，进入其仕宦生涯新的阶段；同时他还在马府街建造宅邸，与同僚王景弘、杨庆、罗智、洪保等人共同筹划下西洋事务。
从龙江宝船厂遗址，到静海寺、天妃宫；从大报恩寺遗址，到浡泥国王墓；从郑和府邸所在的马府街，到郑和墓所在的牛首山，这些史迹共同构成了南京作为郑和下西洋始发地的历史记忆，也构成了南京这座城市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
据邵磊介绍，长期以来，通过对郑和史迹持续的考古调查、对相关遗迹遗物的科学分析，以及对传世文献的解读、校勘与考辨，将考古实物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补充，逐步解开了诸多历史谜题。
寻迹一瓦一石
郑和办公地在香林寺路西侧
永乐二年，郑和受赐郑姓，授内官监太监，为正四品。明代内官监掌管皇家营造、器物与物料，龙江宝船厂便归其管辖，宝船的督造、工匠调度，均依托这一职权，这也是朝廷委任他为下西洋正使的重要原因。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内官监主体随之北迁，但南京仍保留留都内官监。
那么，郑和当时任职南京内官监的衙署究竟位于何处呢？
“参照《北京明皇城内官监位置示意图》，可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的宦官二十四监局集中分布在皇城北部，司礼监与内官监即分布在宫城北门至皇城北门大道的东、西两侧。”据邵磊介绍，该衙署应在今天的后宰门香林寺路西侧附近。
虽然明代内官监下辖“十作”的具体位置如今大多已无法完全确认，但考古发掘总能发现相关蛛丝马迹：香林寺路考古发现的明代砖铺房址，很可能就是南京内官监下辖“十作”或库房的建筑遗存；后宰门商厦、菜场和佛心桥43号等建筑兴建时，曾在地坑中发现疑似石作遗存，坑内出土了大量透雕龙、凤、云纹的栏板望柱头和螭首。这些石构件因当时稍有瑕疵便被弃置掩埋，躲过了数百年的风雨侵蚀，其精湛工艺与细腻雕饰，与明故宫、明孝陵遗存至今的同类石雕如出一辙，部分细节甚至更为精巧。
此外，在后宰门与附近的清溪路一带曾发现疑似瓦作遗存，“南京内官监下辖的木作，则可能位于金城集团以南、瑞金路以北的原西安门木厂一带。”邵磊说。
还原交通网络
龙蟠中路前身曾是明代干道
“南京守备始于永乐末年，直到郑和就任后，这一职务规制才正式定型。”洪熙元年，郑和以内官监太监本职兼任南京守备太监，统领下西洋归国官军，驻守南京，督修宫阙、大报恩寺等重大工程。
据邵磊分析，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南京仍然保留着完整的中央政府机构，除六部九卿一类的文职系统外，还包括以五军都督府为代表的武职系统，以二十四监局为代表的内臣系统。由于明廷视南京为根本重地，对相应的南畿守备制度自然也格外用心。兼任南京守备太监时，郑和正处于下西洋事业中的空窗期——在此期间，明仁宗意欲还都南京，即命郑和主持修复南京宫殿，郑和也得以在此期间着手建设自己的府邸——马府。
马府的中心，位于今马府街一带。今天的马府街小学，正是其遗址的一部分，一度被辟为新安会馆，附近一家茶炉店的大水缸旁曾发现掩埋土中的“新安会馆”石界碑；而今郑和公园在池沼清淤时曾挖掘出土一批明代青花与龙泉瓷片，其中一件烧制于明代宣德至正统年间的青花瓷碗，底部圈足之内还有“马”字墨书款。
明代南京内守备衙署则位于复成桥东的公园路一带。这一带水陆交通便利，大大方便了郑和开展守备南京和修缮南京宫殿等相关工作。比如附近有杨吴城濠，有明御河，有柏川桥，还曾有一条纵贯南北的干道，叫大通街，位于杨吴城濠东、明皇城西安门段城墙西，依次穿过瑞金路、原金城机械厂厂区、中山东路，直至竺桥东面的庭市桥，与珠江路相交，最后抵达太平门。也就是说，这条南北向的干道，与今天的龙蟠中路有部分重叠。
重构水陆格局
明代五大船厂并立金陵江岸
明代分布于南京地区的船厂，除了众所周知的龙江船厂与宝船厂，还有造船厂、拨船厂和黄船厂。五大船厂的建造职能、统辖机构、延续时间和厂址分布，各不相同。
据邵磊介绍，南唐以后，长江南京段系列沙洲与江岸之间的夹江逐渐缩小，到了明初，白鹭洲北侧、西侧洲群合并，逐步趋近于江岸，这就有了后来的惠民河、三汊河、上新河、中新河、下新河，再加上人为干预，特别是圩堤的建设与巩固，南京河西地区的水运脉络逐渐成形，也为后来的造船业提供了一定的地理、水文基础。
南京作为江防要地，船舶修造历史悠久，目前最早见于记载的南京船厂，为宋代设置的“都船厂”，具有很强的船舶生产、维修能力。地址位于“定淮门”一带，其临江夹山的区位优势，便于防守和船只进出。
南京明代宝船厂遗址位于中保村，遗址作塘内出土了大规模、成片且有规律排列的造船设施基础遗存，还发现了尺寸巨大的舵杆、粗壮的棕绳，以及带有“官”字铭文的木材等重要文物，这些发现都证明，该作塘是明代建造大型船只的核心场所。
作塘两侧未见砖、石护堤结构，均为自然的土坡形状。经分析，明代修建船厂时才改变了其原始地貌，即先在作塘的位置挖淤加深、形成塘口，塘中挖出的淤土就近堆积在塘的两边，然后从他处运来黄土，再次在两侧堆积，加高，经过夯打形成堤岸。
解读碑铭史料
郑和下西洋次数或达八次
相关墓志铭的发现与整理，也让郑和下西洋使团的组成结构、人员来源、功绩升赏、家族兴衰等信息，变得越来越清晰。
武官周闻曾六次跟随郑和下西洋，他的墓志铭详细记录了每一次远航的往返时间与具体行程，可印证并补充传世文献中关于郑和下西洋时间线的相关记载。王青、陈贤等人同样参与了下西洋活动，途中“累有奇功”，多次获得升迁赏赐，最终都战死于今越南北部的交阯地区，他们的墓志为研究明初下西洋武官群体的命运轨迹以及当时军事制度的运作实态提供了重要参考。水军右卫指挥佥事王衡，曾在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参与擒获锡兰山国王的战事，又在宣德五年最后一次下西洋中升任都指挥，其母冯淑人的墓志铭与买地券，也记载了王衡的军功与升迁历程。
在内官群体中，王景弘、杨庆、洪保、罗智四人可谓郑和下西洋活动的核心参与者。王景弘在下西洋活动中与郑和同为正使太监，这在新发现的“高上后土皇地祇卖地券文”中得到佐证。继杨庆而起的都知监太监洪保，是明初下西洋、通西域事业的核心参与者。考古发现的《大明都知监太监洪公寿藏铭》详细记述了洪保统领官军铁骑出使西域地区，是明代朝廷经略西藏的重要史证。尤为重要的是，其中关于乘坐“五千料巨舶”出洋的记载，则是明代宝船尺度的直接佐证，而“大福”船号则弥补了关于下西洋船号记载的空白。
洪保还自述曾“航海七度西洋”，但实际奉使次数可能达到八次。靖难功臣汪浩在永乐年间三次奉旨督造、修治下西洋舟舰，其墓志记载了下西洋船队存在远航过程中被“中道取回”而未行驶完全程的情形。也就是说，在郑和第六次和七次下西洋之间，还有一次短途出使的行为。基于此，有专家认为，传统认知里的“七下西洋”或应为“八下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