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增岽 叶臻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三大创新”是由事实性知识奠基、规范性理论统摄、工具性方法赋能所构成的逻辑闭环，既内生于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逻辑链条，又超越具体学科边界而上升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原则，进一步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实现理论自立、学术自强、话语自信指明了发展方向。
“知识创新”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之题，决定了学术研究能否“立得住”
知识创新居于基础性位置，是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原初性环节”，是人类认识从“感性具体”上升到“知性抽象”的关键环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深刻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从“生动的整体”出发，经过分析“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直到“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马克思形象地称之为“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知识创新正是这种辩证运动的集中体现。它发轫于社会实践场域中涌现的新问题、新现象所触发的感性直观，继而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辩证思维加工，将杂多的、偶然的经验材料升华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概念、范畴与命题体系，从而形成关于客观世界的确定性知识。
知识创新应当恪守知识生产的“在地性”原则，始终锚定中国现实问题作为研究导向，以中国式现代化积淀而成的独特经验为研究支撑。比如，跳出西方惯用的“国家—社会”叙事框架，立足我国超大规模国家治理的本土实践开展自主理论阐释，本身就是极具现实价值的知识创新，由此开辟了全新的理论探索空间。知识创新贵在秉持“回到事物本身”的致思向度，即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波澜壮阔的历史性变革，以及党和国家在百余年来推进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进程中逐步定型化的政策法律等。二者共同构成了知识创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实践—制度”源泉，孕育着前所未有并表征时代精神的全新“原生性知识生长点”。
因此，知识创新要植根庞大的“实践文本”和“制度文本”，遵循从抽象到具体、从原初经验到辩证扬弃的路径，从中发掘、命名并初步理论化那些虽未被现有话语体系所关涉、却深刻影响着中国实践的“默会知识”与“内生规则”，再经由后续“理论创新”的高级环节，对其进行逻辑上的纯化与体系化重构，最终使之上升为具有重大原创性、深厚本土根基和鲜明标识性的理论形态。
“理论创新”破解认知偏狭和阐释乏力之局，决定了学术研究能否“走得远”
零散化、经验化的知识是认知世界的基础素材，系统化、本质化的理论则是认知抵达事物内核的高阶范式。基于“知识创新”基础上开展的“理论创新”，是以事物本原性存在规律为探究内核，剥离创新知识表层的具象表象与偶然属性，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过程。纵观理论创新内在演进肌理，问题意识是贯穿始终的核心要义，而这一治学思维的纵深推进，唯有借助“学理化”“体系化”的关键步骤方可稳步推进。
“学理化”的深度决定理论创新的厚度。“学理化”意指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既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厘清理论创新的历史基因与文化根脉；更要立足现实，锚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域”，从而将鲜活但具象的“政治表述”凝练为严谨而自洽的“学术话语”。
“体系化”的精度决定理论创新的高度。“体系化”即以提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标识性概念为起点；顺着概念脉络延伸拓展，梳理形成内在联通、层级清晰的理论范畴；再依托各类范畴整合凝练契合客观规律、具备普遍阐释力的理论命题；最后从成套命题中萃取贯穿全篇、统领整体思想内核的根本原理，构筑起“概念—范畴—命题—原理”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严谨逻辑架构。譬如，由“人类命运共同体”延伸出“全球治理观”“文明互鉴”“共商共建共享”等，进而提出“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等理论命题，最终升华为“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的核心原理，一步步搭建起逻辑完整、内涵丰盈的成熟理论体系。
“方法创新”突破范式陈旧和手段单一之困，决定了学术研究能否“做得深”
“方法创新”是在继承和发展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运用新的研究工具、研究技术、研究范式，以更有效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假思索地将实证主义、个体主义、量化研究等西方原生研究范式直接套用至中国本土问题研究场域，势必会陷入削足适履、本末倒置的学术误区。新时代学术方法层面的守正创新，既要实现具体研究方法的迭代进阶，更要达成思想认知层面思维范式的深层转型。
具体研究方法的革新，是指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形成新的研究工具与分析技术。例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手段，使得我们能够对大规模的社会现象进行精准的量化分析，发现以往定性研究难以察觉的规律。但需要警惕的是，不能将方法创新简单等同于“技术化”或“量化”，更不能陷入“方法中心主义”的误区。
更为根本的方法创新，是哲学层面的思维方式变革。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本身就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方法创举，其革命性在于它终结了形而上学将存在与思维、主体与客体、本质与现象割裂对立的“非此即彼”思维范式，为我们把握复杂社会历史运动的内在规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方法创新的核心任务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出发，对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阴阳相生”的辩证思维、“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思维等进行马克思主义改造与升华，使之摆脱前科学的直观形态，转化为既能解构西方方法论垄断、又能彰显中国社会内在机理的科学的、自主的方法论体系。
“三大创新”各有侧重又浑然一体，统一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总体进程
归根结底，“三大创新”的最终指向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呈现出“基础—纲领—手段”的结构性关系。知识创新是内容基础，解决“知识从哪里来”的问题，以主体性的知识生产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经验材料和原创成果。理论创新是思想纲领，解决“知识何以成为体系”的问题，将分散的知识成果整合为具有内在逻辑的自主理论体系。方法创新是建构手段，解决“知识如何被生产与组织”的问题，以思维方式的变革和研究范式的转换，为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提供路径保障。
“三大创新”并非均质并行、静态固定的格局，而是在动态进程中依现实矛盾走势，轮番成为学术范式革新的原发第一推力。比如，当现有认知工具无法处理新的经验形态时，方法会成为变革的先导。当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所涌现的鲜活经验事实，冲击并消解外来既有理论框架的现实解释力之时，实践层面的认知诉求成为倒逼学术体系自我革新的强大外在动因。而当碎片化的新知识和新方法积累到一定程度，需要一个总体性框架进行整合时，理论创新会成为提纲挈领的焦点。纵观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整体格局，当前学术发展的深层矛盾早已超越表层的新知发掘与新法运用，深耕本土的原创理论创新已然成为引领新时代学术体系实现突破性建构的第一核心推力。
“三大创新”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矛盾运动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与独特知识，不断突破西方理论框架的解释范围，倒逼我们构建能够解释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创性理论；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又为我们开辟了全新的研究域与问题域，要求我们创新与之相适应的研究方法与话语体系；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与完善，又会揭示此前被遮蔽的知识层面。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三者的辩证统一，任何将其中某一方绝对化的做法都会导致科学发展的停滞。若独尊知识而贬抑理论与方法，就会陷入“经验主义”泥潭；若空悬理论而脱离知识与方法，就会陷入“教条主义”的误区；若固守方法而遗忘知识与理论，就会陷入“工具主义”的窠臼。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已然步入乘势而上、聚力腾飞的历史契机。波澜壮阔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构成理论生发最丰沃的现实场域，恢宏壮阔的时代变局催生着兼具本土立场与全局视野的思想精粹。唯有锚定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根本航向，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指引，方能奋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守正创新、赓续勃兴的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作者杨增岽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京师特聘教授，叶臻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