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杜莹
8月14日上午，南京再度迎来降雨，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笼罩在一片湿重的雨雾里。
侵华日军暴行独立调查研究学者李晓方缓步走入展厅，目光径直落向那面拓印着70位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黑白肖像的影像墙——一张张饱经风霜的面孔无声承载着沉重历史，直击观者内心，其中数十幅都出自他的镜头。当天，他带着更完整的调查记录与影像资料，将这批珍贵的一手资料正式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对他而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捐赠，而是一段跋涉的阶段性注脚——30多年里，他走遍大半个中国，只为给战争里的普通受害者留下姓名与证言。
捐赠仪式后，李晓方接受了记者专访，讲述了这场“抢救式”调查背后的故事。
故事的起点，是浙江金华乡村里的“怪病”。1989年，18岁的李晓方入伍，被分配到金华某部队医院服役。他发现常有乡村老人来看病，双腿溃烂数十年不愈，腐味刺鼻。老人们说，这病是“鬼子来过之后”才有的，1942年浙赣战役后，村子里一夜之间病倒一片，死了上百人。
李晓方心头一震。他翻史料、跑村庄，在国内首先把这些烂腿病人与日军细菌战联系起来，并一点点把零散的症状与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攻击对上了号。“没人记录，没人论证，这些老人带着烂腿活了一辈子，连自己得的是什么病都不知道。”他暗下决心，要把这段被掩埋的历史挖出来。
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月薪300多元的他，说服妻子拿出准备买房的积蓄，又向亲友借了1万多元，凑齐3万元买了专业相机及摄像机等设备。循着疑点一路追查，他利用所有假日跑遍浙赣乡村，采访了200多位受害者，拍下上万张纪实照片。
2005年，李晓方编著的《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首次系统厘清了浙赣地区“烂脚病”与日军细菌战的关联。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原名誉会长白介夫在序中评价，该成果“填补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攻击研究的历史空白”。
也正是这一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一则关于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的报道深深触动了他。“细菌战调查告一段落，但‘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群体正在快速凋零，再不去就来不及了。”恰逢转业待安置的空档期，李晓方背上行囊，踏上了寻访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的路途。从黑龙江东宁要塞到海南热带雨林，从山西太行山坳到江苏如皋乡村，十年间他走遍大江南北，先后寻访了100多位受害幸存者。
与单纯记录口述不同，李晓方始终有着“完整证据链”的理念。在他看来，幸存者的生存状况照片、口述视频只是历史证言的一部分，老人用过的实物、赴日打官司的护照，乃至掌心里的手印，都是不可替代的物证。“以幸存者的个体经历切入，观众会觉得她们像自己的亲人，感受会更直接、更深刻。”李晓方说。
接受采访时，李晓方很少提及自己这么多年的艰辛，讲得最多的是那些老人的故事。江苏如皋的周粉英老人95岁才公开身份，从慰安所出来后，一年365天每天必洗澡，哪怕重病在床也要擦身，说“要把一生的耻辱洗净”；海南的林石姑老人被日本军官霸占数年，投降时日本军官带走她的女儿，一脚将她踢翻在地，老人临终最大的心愿是再见女儿一面；山西盂县的张先兔新婚之夜被侵华日军拖走，丈夫因反抗被枪托砸伤，落下终身手抖的毛病，连饭碗都端不稳……
这些沉重的故事，也给调查者本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李晓方说，最初那几年他常常失眠，体重骤降10公斤，长期精神高压还诱发了甲状腺肿瘤。但他始终停不下来：“这是抢救式的记录，再不做就来不及了。再过几年，能记得当年事的老人几乎都不在了。”
30多年来，李晓方累计寻访各类受害幸存者3000余位，拍下150余万张照片，录下上千小时口述视频，出版了9部专著。他还在视频平台开设“晓方说暴”账号，把3000多位幸存者的口述剪成短视频陆续发布，“书本印量有限，但互联网可以让历史永远留存下去。”
如今，年逾五旬的他仍在奔波。今年，他自驾穿越8个省份，自费调查侵华日军制造的遇难人数超千人大屠杀惨案，已走访30多起，见到了100多位幸存者、亲历者及受害者后代，“下半年，我还计划继续前往当年被侵华日军侵占的其他省份开展调查。”
李晓方透露，他正在筹备纪录电影《照亮文明的伤痕》。影片将以其30多年的调查研究为主线，串联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侵华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受害者等各类暴行。“顺利的话有望在明年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90周年上映，我希望能将首映礼放在南京。”他说。
“30多年的追寻，支撑你的是什么？”采访最后，面对记者的提问，李晓方沉默了片刻，说：“这群饱经苦难的老人，不该默默消逝，她们的血泪控诉，应当被世人永久记住。我能做的，就是踏实地留存史料，以真实过往警醒后人，守护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