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家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雨花英烈“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正是共产党人党性的集中体现。如何解决好“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这三个问题，雨花英烈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标杆。
为谁创造业绩？
——以“为民初心”校准价值原点
业绩为谁而树？为造福人民还是为个人升迁？这是政绩观的“总开关”。“为民”二字是雨花英烈诗文中的高频词汇，“一颗为民心，万古终不泯”“为民幸福被坐牢”“为国为家为人民”。因为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同情，雨花英烈抛家舍业，投身革命，矢志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他们用生命作答：为民立功，才是共产党人最重要的功业标准。
反观当下，个别领导干部在任上“弄大动静”“刷大存在”，甚至在国家级贫困县留下数百亿的烂尾债务。这种政绩观的错位，根源正在于将“为人民服务”异化为“为晋升铺路”。雨花英烈事迹启示我们：业绩的含金量从来不在于工程有多大，动静有多响，而在于与民心的距离有多近。邓中夏拒绝高薪职位，立志做人民的公仆、大众的长工，对群众“像对待亲人那样亲切”。冷少农将对母亲的孝“移去孝顺大多数痛苦的人类，忠实地去为他们努力”。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要像雨花英烈那样始终将为人民谋幸福摆在首位，才能摆脱私心的羁绊，真正把政绩写在人民心坎上。
创造什么样的业绩？
——以“铺路之石”砥砺历史担当
追求显绩还是潜绩？是急功近利还是泽被长远？这是政绩观的价值排序。雨花英烈牺牲于黎明之前，他们没能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但他们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东北抗联创始人罗登贤，因“左倾”错误路线被撤销职务后仍坚持指导抗日，在上海被捕后坦言：“我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郭纲琳对前来劝降的老师说：“我并不希望人们记起我、说起我，我只希望他们朝着自由幸福的道路上前进。”英烈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我看不见黎明，但我愿为后人铺路。
这种“铺路石”精神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打基础利长远”。今天有个别干部追求立竿见影、热衷“盆景工程”，缺的正是这种做“铺路石”的觉悟。雨花英烈认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在中国实现的必然性，毅然舍小我、为大我，甘愿做铺路的雨花石，以青春和热血铺就通往新中国的道路。他们用革命实践告诉我们：真正的业绩，不是那些刻在石碑上的功名，而是那些几十年、上百年后仍在庇护后人的绿荫、仍被后人享用的甘泉。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要学习雨花英烈“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怎样创造业绩？
——以“舍身燃己”动员万千群众
业绩靠什么创造？是闭门造车、包打天下，还是发动群众、依靠人民？雨花英烈以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写下答案：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带领群众一起干才能出真业绩。
恽代英1926年便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写道：“要能够为了革命的利益走到任何困难危险的环境中间去……在这中间得着群众，以保证我们最后的胜利。”他不仅是这样写的，更是这样做的。这位中国青年的楷模以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照亮了一个时代有志青年前行的道路。吕惠生分管无为建设工作时拒绝豪绅行贿，担任皖中行署主任时将修建防洪大堤的工程款向所有民工全部公开，确保一分一毫皆用在刀刃上。他“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和勤政廉政模范形象，令“白叟黄童齐感戴”，不只调动了一般民众的积极性，一些地方士绅也纷纷打消疑虑转而支持共产党。雨花英烈不是孤胆英雄，而是革命火种，点燃了千千万万民众的革命热忱。
共产党人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伟业最强大的力量。雨花英烈用行动证明，动员民众不是喊破嗓子，而是做出样子。他们相信，以自己的牺牲可以带动“千万同志踏着我的血迹奋斗前进，我们的革命事业必底于成”。新中国的诞生，是包括雨花台烈士在内的无数英烈用生命交付的历史功绩。今天，以“卢志英中队”为代表的激励着一代代青少年成长的“英雄中队”，以勤勉实干赢得群众点赞的一个个“英雄支部”，他们在新征程上的赓续奋斗、开拓创新，正是雨花英烈事迹和精神穿越时空的强烈回响，成为共产党人事业“必底于成”的时代见证。
“为民立功”是雨花英烈创造业绩的价值原点，也应成为新时代党员干部的行动标尺。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今天，我们尤需警惕急功近利的冲动，摒弃形象工程的虚浮，像雨花英烈那样甘做铺路的雨花石，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谋长远，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抓落实，用“做出样子”的模范榜样带动万千群众一起踏实苦干，交出一份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合格答卷。
（作者为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南京新时代发展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