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王峰
踏出了马路、唤醒了草原、联通了驿站、孕育了文化……马在人类发展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匹神兽正驮着千年文明记忆，从历史长河中奔来。它何以会成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见证，进而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的重要象征？又是如何在南京文化中打下深深烙印的？丙午马年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跟着专家一起走进历史深处，探寻中国悠久的“马文化”和“马文化”里的南京印记。
南船北马
沟通海域世界与草原世界
古人将马视为“六畜之首”。由于兼具速度和力量，马在古代是重要交通工具、战争装备和农耕助手。
马依托草原生存，也是草原文化中的重要文化符号。中国有一成语“南船北马”，意为南方人善于驾船，北方人善于骑马，各有所长。
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学锋看来，“南船北马”也是理解并叙述中国悠久文明形成及发展的关键词和切入点。在中国古代交通史上，“南船北马”被视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鲜明印记，隋唐运河的贯通，成为这一格局形成的关键纽带，不仅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为一体，构建起纵贯南北的漕运体系，更为唐宋时期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奠定了基础。
唐代诗人孟郊写道：“北骑达山岳，南帆指江湖”，另有元人赵孟頫《钦颂世祖皇帝圣德诗》“东海西山壮帝居，南船北马聚皇都”、清人厉鹗《题汪近人煎茶图》“南船北马喧如沸，肯出城阴旧草堂”等诗句。不难发现，“南船北马”已深深刻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
马的身影不但闪耀在中国历史中，在世界史上也同样占据重要位置。
张学锋指出：“‘船的世界’，其实不止于中国的南半部，可以扩展到周边海域，甚至可以一直延伸到东南亚和印度洋；‘马的世界’，也不只指中国的北半部，它其实可以延伸到内亚甚至俄罗斯及东欧。”而中国正处于“东南亚（海域世界）北部”与“内亚（草原世界）东部”相会之处。
五马渡江
带动中原文明第一次转向南方
正如作家叶兆言所说，透过南京这扇窗，可以很好地看中国的历史。在古都南京3100年建城史上，马的身影不断出现，成为重大历史事件的印记与投影。
作为项羽、刘邦楚汉战争最后阶段的历史见证，浦口区与安徽和县交界处有一四马山，也被称为驷马山，是项羽兵败垓下至乌江自刎路线图上的重要节点。其时，项羽率八百骑兵从垓下突围而出，后在四马山将骑兵分为四队冲破围困，从而得以奔往乌江。山下有一驷马山河，因穿过驷马山而得名，系人工开挖河道，至今仍在潺潺流淌，流经乌江大桥以下河段，即为驻马河，是当年项羽“愧见江东父老”而驻马拒渡之地，所以也叫止马河。
三国时期，传说刘备曾派遣诸葛亮至京（今镇江），“因观秣陵山阜，曰：‘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城西驻马坡，也就由此而来。据南京文史专家王聿诚介绍，关于驻马坡的具体位置，《景定建康志》认定“在清凉寺后山上”，清代人多认为在蛇山。清《盋山志》记载：“今立石蛇山前，曰‘诸葛武侯驻马处’。”后在南京中医药大学附近建成“诸葛武侯驻马庵”。1984年，清凉山公园东侧山坡上重新刻石，上有书画大师刘海粟所题“驻马坡”三字，周围则建有驻马亭、武侯驻马浮雕、武侯祠等景观。
到了东晋，位于南京幕燕滨江风貌区的幕府山北麓江边的五马渡，见证了中原文明第一次转向南方。其时，中原陷入战乱，琅琊王司马睿、西阳王司马羕、南顿王司马宗等5位王室成员听从王导的建议，南渡长江，在今南京五马渡靠岸，来到了建康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马渡江”。及至后来，司马睿在南京正式即位，东晋的历史由此正式拉开帷幕。
“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马是“司马”复姓的“简称”，五马渡江处后成为“金陵四十八景”中的“化龙丽地”。今天的五马渡广场上，矗立着一组雕塑，最前面的是一条高达十几米的巨龙，正腾空而起，四匹骏马似铁蹄飞驰，紧随其后，四蹄翻腾、姿态各异。
拱卫金陵
南京太仆寺居然不在“南京”
明朝初期，南京置有太仆寺，下设牧监，监下设“群”，牧养马匹。太仆寺就设在今天的滁州。
据了解，朱元璋很早就已深感马匹不足，建立太仆寺后，命应天、庐州、镇江、凤阳等府，滁州、和州等地军民负责养马。所谓“马政即国政”，马被视为战略硬通货，朱元璋将太仆寺选址滁州，而非都城南京，是多重考量下的战略抉择，除了当地具备丰富的养马资源，更在于滁州与南京仅一江之隔，既是拱卫金陵的“锁钥之地”，又能打破空间限制，让江淮各州县的马匹无需渡江往返，即可在此验查、征用，极大程度提升了马政调度效率。
据王聿诚介绍，明代南京江宁、上元两县共有牧马草场近60处。南京雨花台区铁心桥有马家店地名，因明代有两处牧马草场在此，一大一小，大者“九顷一十二亩”，小者“一顷二十亩五分二厘”。《白下琐言》则记载，明初牧马皆在外郭门以内，麒麟门至观音门一带，有黄马群、青马群、红马群、白马群。
南京“马群”之名同样源自明朝。马群的核心职责，并不是从零开始养马，而是对太仆寺调拨而来的半成马，通过战场化系统训练，最终使其成为真正堪当大任的战马。
事实上，明代作为南京文化的第二个高峰期，留下了诸多与马有关的印迹。
比如下马坊为明孝陵入口处标志性牌坊建筑，额上横刻“诸司官员下马”。当年文武各级官员去明孝陵拜谒，到此必须下马步行，这里现设有下马坊遗址公园。位于朝天宫街道的止马营同样与下马有关，其下马碑上刻有“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等字。
而南京马府街一带，本名栏杆桥，后因郑和在栏杆桥旁建造巍峨宅第，郑和本姓马，人称马府。街因马府得名，就成了马府街。
开拓创新
下关大马路成南京第一条现代道路
到了近现代，南京舞台上继续书写着“马文化”。
位于城北的马台街，与清代两江总督马新贻有关。他当时住在此处，而总督又被尊称“制台”，故得名。马新贻即居于清末四大奇案之首“刺马案”中被刺的“马”。
地铁5号线北端起始于老下关，这里诞生了南京第一条现代意义的道路。光绪二十一年，张之洞主持建公用轮船码头，使下关江边路一带成为初具规模的近代港埠。而在此之前，下关虽然已出现江上客运服务，但因港内未建轮船码头，只能用小木船来往江心接送上下轮船的乘客。同年，张之洞还主持修筑了南京第一条穿越城区的近代道路——江宁马路，其河西段，也就是今天的下关大马路。
据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赵步阳介绍，当时的江宁马路“乃下关至城南之唯一孔道”，它以两江总督署为中心，东南至通济门，西北穿过碑亭巷绕鸡笼山麓过鼓楼，再出仪凤门至下关，成为贯通南京城区南北的主干道。此后，随着沪宁、津浦铁路的通车营运，进一步强化了下关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要交通地位，促进了下关商埠区的繁荣和现代化发展，成就了“南有夫子庙，北有大马路”的传奇。
马在中国文化中始终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自由奔放、无拘无束，既承载着忠诚与进取的精神内核，又彰显出洒脱与昂扬的生命姿态。
如今的南京，马群街道设有奔马路，取“策马奔腾”之意；金马路，则包含富有的马群之意；神马路，寄寓天马行空之意。而江宁街道的跃马路，则取跃马扬鞭之意，寓意滨江开发区快速发展，并配合牧龙路，有龙马精神之意，极大程度体现了对传统“马文化”的延续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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