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杜莹
深秋的晨光，清冷而肃穆，缓缓照射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那面著名的“哭墙”上。青灰色的墙面上，一万余个遇难者的姓名密密匝匝，无声诉说着历史的伤痛。11月30日，第十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临近之际，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家庭祭告活动在此举行。
与往年相比，今年坐在第一排的幸存者身影，又少了一些。
96岁的夏淑琴和91岁的刘民生，在家人的搀扶下，再一次并肩坐在这里。这已是他们连续第三年，在同样的时节，来到这面刻骨铭心的墙前。对于他们而言，这并非简单的仪式，而是一场跨越了88年时光的赴约——与逝去的亲人，也与那段不容忘却的历史。
88年过去了，两位老人用一生的时光，背负着个体的惨痛记忆，并将其转化为对历史真相的坚守、对和平未来的期盼。他们的晚年生活，是一曲在沉重历史底色上努力绘就的、充满生命韧性的乐章。
夏淑琴：“走到现在很不容易”
参加完今年的家祭活动，夏淑琴在家人的陪伴下，回到了位于百水桥的家中。她缓缓坐进阳台的藤椅上，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她银白的发丝上，泛起一层柔和的光泽。一旁的收音机中，正轻轻播放着一首她听了大半辈子的熟悉旋律，窗外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这平凡而宁静的一幕，是她晚年生活里最寻常，也最安稳的底色。
如今的夏淑琴，身形清瘦，岁月在她的眼角刻下了深深的皱纹。因当年流泪过多落下眼疾，她看东西有些模糊，加上年事已高，行动也越发迟缓。“我今年已经96岁了，从没想过能活这么大年纪。我的妹妹今年也92岁了，身体也很好。”她挺感慨的，没想到那个冬天差点死在侵华日军刺刀下的自己居然能走到现在，如今还养育出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很不容易”。
提起那个冬天，夏淑琴混浊的眼睛里便会泛起泪光。那个日子，她清楚地记了一辈子——1937年12月13日。
那天清晨，南京中华门东侧新路口5号院落的宁静，被一阵粗暴的敲门声打破。20多个侵华日军士兵闯了进来，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杀瞬间降临。在夏淑琴的记忆里，那个冬天充斥着血腥味与惨叫声。父亲、母亲、外祖父母、两个姐姐接连倒在血泊中，年仅1岁的小妹被活活摔死。时年8岁的夏淑琴后背被猛刺3刀，当场昏死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夏淑琴在剧痛与寒冷中醒来，身旁是亲人们冰凉的遗体。一家九口，只剩她和躲在被窝里侥幸逃过一劫的4岁妹妹夏淑芸。“当时我就8岁大，能不怕吗？”此后的14天，成为姐妹俩生命中最漫长无助的时光。她们蜷缩在死寂的家中，不敢出门，一听到脚步声就死死捂住嘴，躲进被子，仅靠一点冷水与锅巴苦熬度日。
当两人被老人堂（敬老院）的老人发现时，夏淑琴后背上的刀口已经化脓，老人们用烧着的棉花为她处理伤口。伤口最终愈合了，但夏淑琴的左肩、左腰和背部都留下了深深的伤疤。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约翰·马吉知晓夏家的遭遇后，专程前往新路口5号并在现场做了摄影记录，著名的《拉贝日记》中也有相关记载。然而，历史的伤痕并未随时间愈合。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情形不断加剧，有右翼势力甚至在其编撰的《新编日本史》中，试图将这场惨剧歪曲为“仍有争论”的事件。
自血与火中幸存，夏淑琴瘦弱的身躯里迸发出捍卫历史真相的惊人勇气。65岁时，她毅然踏上日本国土，成为战后第一位赴日控诉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幸存者；77岁时，面对日本右翼作家污蔑其为“假人证”的诽谤，这位没读过多少书的老人，愤慨赴日，在异国法庭提起反诉，并最终胜诉，用法律捍卫了至亲的名誉与民族的尊严。
“这张是1994年第一次到日本做证时拍的。”“官司胜诉以后，我胸前佩戴了白花，律师们还在一起合影。”……家中，老人展阅旧相册，逐一指着老照片，过往历历在目。刊登“夏淑琴东京案胜诉”消息的报纸，被她小心剪裁，夹在相册中。
希望日本正式承认并反省这段历史，是老人未竟的心愿。今年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家祭活动上，她气愤又难过地说：“88年过去了，我今年已经96岁，以后不一定能来了。我唯一的念想，就是在有生之年，看到日本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给我的家人，给所有遇难同胞一个交代。”
尽管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夏淑琴的晚年生活，在平静中也透着豁达与温暖。从前身体硬朗时，她最爱拄着拐杖下楼溜达，绕着小区花园走两圈，和老邻居唠唠嗑，还会挤公交车去十几公里外的花鸟市场，给她养的虎皮鸟买食，并亲手用布条和铁罐给它搭窝。
这几年，她的腿脚已不如从前灵便，耳朵也不太好，家人的环绕是她生命最坚实的慰藉。曾外孙李玉瀚总爱挨着她坐下，将外面的新鲜事，细细讲给她听。阳光挪移，时光静谧，仿佛与当年她牵着他的小手，在小区里缓缓散步、轻声讲述往事的那些午后，重叠在了一起。
刘民生：曾设想另一种人生
江宁区淳化街道，一处白墙白门的二层小楼静静立在路边，几把废弃凳子充当了院门的栅栏。院里，泡沫箱里的青菜和小葱绿得肥美，推拉门围出的小阳台上，各种花草绿植生机勃勃。
91岁的刘民生坐在洒满阳光的客厅里，对着智能音箱喊道：“小度小度，播放我收藏的歌曲！”音箱应声播放起邓丽君的歌声。玻璃桌板下压着一张纸条，写着1—10英文发音的汉语注释：“汪”“兔”……“耐”“疼”。他说那是外孙教他的，方便听新闻报道。
这个爱网购、能随口说出梅西和库里名字、会自己组装音响的老电工，在外人看来，是位“人蛮好的”、乐呵呵的时髦小老头。只有当他卷起裤腿，显露右小腿上那道刺刀留下的清晰疤痕时，人们才会猛然记起：他是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1937年，刘民生只有3岁，妹妹才几个月大。日军入侵后，他们全家逃进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避难。然而有一天，日军借口搜查中国士兵，强行闯了进来。所有难民被驱赶到操场集合，青壮年男性站成一排，妇女老人站在另一排。
刘民生说，当时母亲抱着妹妹，父亲抱着自己，“天太冷了，又在户外，我就一直哭闹。”哭声引来一名日本兵，他端起刺刀，狠狠刺向刘民生的小腿。母亲见状，慌忙冲过来将刘民生抱到自己身边。
幼年的许多事，是长大后母亲告诉他的，但唯有腿上的刺痛，成了他自己记忆中无法抹去的片段。“那时候我还穿着开裆裤，后来伤口反复发炎，好久才好。”刘民生说。
也就在那天，他永远失去了父亲。“日本兵抓走了很多青壮年，父亲也在其中，后来再也没回来。”刘民生的声音低沉下去，“家人起初还以为只是被抓去做苦力，后来才听说，那一卡车的人，都被拉到下关中山码头杀害了。”
战争彻底扭转了刘民生的人生轨迹。父亲遇难后，家中经济来源断绝，陷入困顿。母亲日夜操劳，微薄的收入仍难以糊口。最终，母亲带着妹妹改嫁，刘民生则被爷爷送进一家孤儿院，在那里度过了3年光阴。10岁生日那天，爷爷接他回家过生日，他说什么也不愿再回去了。
后来，一位远房叔叔收养了他。刘民生跟着这位叔叔在芜湖、南京之间跑小生意。不久铁路被日军炸毁，他便留在芜湖一家小百货店当学徒，一干又是3年，直到1948年才回南京。
然而，刘民生的故事里，不只有伤疤。他的人生下半场，是一曲充满烟火气与生命力的“交响乐”。
在女儿刘榴看来，父亲最大的特点是“爱折腾”、爱学习。从食堂管理员到高级维修电工，是他自学无线电技术“折腾”出来的跨越。20世纪60年代，他就能组装复杂的电子管音响，至今客厅里还放着他自己做的音响。54岁那年，他仍不服老，跑去参加林场组织的高级技工培训班。如今年过九旬，他依然玩转智能手机，熟练使用多个购物软件买花、买菜，甚至骑着红色小电瓶车去取快递。
“如果没有南京大屠杀，父亲还在，我一定能受到更好的教育，”刘民生曾这样设想另一种人生，“我相信以我的头脑，能有一些成就。”这份遗憾深埋心底，反而让他对眼下的日子倍加珍惜。
他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年轻时爱钓鱼，后来家人担心安全不让他独自去。前些日子，在外孙的陪同下，他重拾钓竿，一下午竟收获了4公斤左右的鱼，回来将鱼分给孩子们时，他笑得合不拢嘴。他爱种花，在小阳台上精心侍弄各种花儿，又会挠挠头坦白“种不好，种着种着就死了”。“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小酌两杯！”老人笑着说。
每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前夕，刘民生都会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纪念馆的“哭墙”前。凝视着墙上父亲的名字，他会轻声告慰：“父亲，你可以安息了，国家在进步，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在今年家祭活动中，91岁的刘民生再次向围拢的年轻人展示腿上的伤痕，叮嘱大家不忘历史。他的话语清晰而有力：“日本军国主义若敢再次挑衅，我们绝对不怕！”
“时间证人”老去，历史不容忘却
夏淑琴与刘民生，是仍在凝望历史的“时间证人”。他们亲历了1937年寒冬的劫难，并在之后漫长的人生里，以各自的方式面对这段惨痛的历史。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历史的“活记录”。
然而，令人悲伤的是，这样的“时间证人”正随时间推移而自然减少。据统计，今年又有8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相继离世。截至目前，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存24位。
和这些老人接触时会发现，他们是历史的“活化石”，但更是热爱生活的普通人。当讲述完那段沉重的往事，他们也会收起泪水，在阳台上照料花草，与老友闲话家常，在琐碎而真实的日常生活中，度过每一个平静的当下。
今年9月离世的熊淑兰老人，晚年喜欢在社区活动中打快板，用这种传统曲艺形式，即兴编词歌颂当下的好日子，这是这位经历了战争创伤的老人，对如今平凡安稳生活的最简单直接的表达。
与时间赛跑，系统性地保存这些即将逝去的证言，是当前一项紧迫的工作。近年来，通过高清影像记录、口述史采集、建立电子档案库等方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正致力于将个体记忆转化为可永久保存、可供研究的公共历史资源。国家公祭日前夕的家庭祭告活动，不仅是一种仪式，也成为记录和传播的场合。
亲历者终将全部离去，这是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也正因此，历史记忆从个人承载到社会共同传承的过渡显得尤为关键。幸存者的生命终会归于静默，但他们的证言、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经历所揭示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命题，已经刻入国家乃至世界记忆。
记住他们，既是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也是明确未来前行的方向。对这段历史的铭记，其根本意义不在于延续仇恨，而在于理解和平与生命尊严的珍贵，并以此作为共同的衡量标准，审视过去、建设当下、启迪未来。
夏淑琴：“走到现在很不容易”
参加完今年的家祭活动，夏淑琴在家人的陪伴下，回到了位于百水桥的家中。她缓缓坐进阳台的藤椅上，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她银白的发丝上，泛起一层柔和的光泽。一旁的收音机中，正轻轻播放着一首她听了大半辈子的熟悉旋律，窗外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这平凡而宁静的一幕，是她晚年生活里最寻常，也最安稳的底色。
如今的夏淑琴，身形清瘦，岁月在她的眼角刻下了深深的皱纹。因当年流泪过多落下眼疾，她看东西有些模糊，加上年事已高，行动也越发迟缓。“我今年已经96岁了，从没想过能活这么大年纪。我的妹妹今年也92岁了，身体也很好。”她挺感慨的，没想到那个冬天差点死在侵华日军刺刀下的自己居然能走到现在，如今还养育出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很不容易”。
提起那个冬天，夏淑琴混浊的眼睛里便会泛起泪光。那个日子，她清楚地记了一辈子——1937年12月13日。
那天清晨，南京中华门东侧新路口5号院落的宁静，被一阵粗暴的敲门声打破。20多个侵华日军士兵闯了进来，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杀瞬间降临。在夏淑琴的记忆里，那个冬天充斥着血腥味与惨叫声。父亲、母亲、外祖父母、两个姐姐接连倒在血泊中，年仅1岁的小妹被活活摔死。时年8岁的夏淑琴后背被猛刺3刀，当场昏死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夏淑琴在剧痛与寒冷中醒来，身旁是亲人们冰凉的遗体。一家九口，只剩她和躲在被窝里侥幸逃过一劫的4岁妹妹夏淑芸。“当时我就8岁大，能不怕吗？”此后的14天，成为姐妹俩生命中最漫长无助的时光。她们蜷缩在死寂的家中，不敢出门，一听到脚步声就死死捂住嘴，躲进被子，仅靠一点冷水与锅巴苦熬度日。
当两人被老人堂（敬老院）的老人发现时，夏淑琴后背上的刀口已经化脓，老人们用烧着的棉花为她处理伤口。伤口最终愈合了，但夏淑琴的左肩、左腰和背部都留下了深深的伤疤。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约翰·马吉知晓夏家的遭遇后，专程前往新路口5号并在现场做了摄影记录，著名的《拉贝日记》中也有相关记载。然而，历史的伤痕并未随时间愈合。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情形不断加剧，有右翼势力甚至在其编撰的《新编日本史》中，试图将这场惨剧歪曲为“仍有争论”的事件。
自血与火中幸存，夏淑琴瘦弱的身躯里迸发出捍卫历史真相的惊人勇气。65岁时，她毅然踏上日本国土，成为战后第一位赴日控诉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幸存者；77岁时，面对日本右翼作家污蔑其为“假人证”的诽谤，这位没读过多少书的老人，愤慨赴日，在异国法庭提起反诉，并最终胜诉，用法律捍卫了至亲的名誉与民族的尊严。
“这张是1994年第一次到日本做证时拍的。”“官司胜诉以后，我胸前佩戴了白花，律师们还在一起合影。”……家中，老人展阅旧相册，逐一指着老照片，过往历历在目。刊登“夏淑琴东京案胜诉”消息的报纸，被她小心剪裁，夹在相册中。
希望日本正式承认并反省这段历史，是老人未竟的心愿。今年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家祭活动上，她气愤又难过地说：“88年过去了，我今年已经96岁，以后不一定能来了。我唯一的念想，就是在有生之年，看到日本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给我的家人，给所有遇难同胞一个交代。”
尽管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夏淑琴的晚年生活，在平静中也透着豁达与温暖。从前身体硬朗时，她最爱拄着拐杖下楼溜达，绕着小区花园走两圈，和老邻居唠唠嗑，还会挤公交车去十几公里外的花鸟市场，给她养的虎皮鸟买食，并亲手用布条和铁罐给它搭窝。
这几年，她的腿脚已不如从前灵便，耳朵也不太好，家人的环绕是她生命最坚实的慰藉。曾外孙李玉瀚总爱挨着她坐下，将外面的新鲜事，细细讲给她听。阳光挪移，时光静谧，仿佛与当年她牵着他的小手，在小区里缓缓散步、轻声讲述往事的那些午后，重叠在了一起。
刘民生：曾设想另一种人生
江宁区淳化街道，一处白墙白门的二层小楼静静立在路边，几把废弃凳子充当了院门的栅栏。院里，泡沫箱里的青菜和小葱绿得肥美，推拉门围出的小阳台上，各种花草绿植生机勃勃。
91岁的刘民生坐在洒满阳光的客厅里，对着智能音箱喊道：“小度小度，播放我收藏的歌曲！”音箱应声播放起邓丽君的歌声。玻璃桌板下压着一张纸条，写着1—10英文发音的汉语注释：“汪”“兔”……“耐”“疼”。他说那是外孙教他的，方便听新闻报道。
这个爱网购、能随口说出梅西和库里名字、会自己组装音响的老电工，在外人看来，是位“人蛮好的”、乐呵呵的时髦小老头。只有当他卷起裤腿，显露右小腿上那道刺刀留下的清晰疤痕时，人们才会猛然记起：他是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1937年，刘民生只有3岁，妹妹才几个月大。日军入侵后，他们全家逃进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避难。然而有一天，日军借口搜查中国士兵，强行闯了进来。所有难民被驱赶到操场集合，青壮年男性站成一排，妇女老人站在另一排。
刘民生说，当时母亲抱着妹妹，父亲抱着自己，“天太冷了，又在户外，我就一直哭闹。”哭声引来一名日本兵，他端起刺刀，狠狠刺向刘民生的小腿。母亲见状，慌忙冲过来将刘民生抱到自己身边。
幼年的许多事，是长大后母亲告诉他的，但唯有腿上的刺痛，成了他自己记忆中无法抹去的片段。“那时候我还穿着开裆裤，后来伤口反复发炎，好久才好。”刘民生说。
也就在那天，他永远失去了父亲。“日本兵抓走了很多青壮年，父亲也在其中，后来再也没回来。”刘民生的声音低沉下去，“家人起初还以为只是被抓去做苦力，后来才听说，那一卡车的人，都被拉到下关中山码头杀害了。”
战争彻底扭转了刘民生的人生轨迹。父亲遇难后，家中经济来源断绝，陷入困顿。母亲日夜操劳，微薄的收入仍难以糊口。最终，母亲带着妹妹改嫁，刘民生则被爷爷送进一家孤儿院，在那里度过了3年光阴。10岁生日那天，爷爷接他回家过生日，他说什么也不愿再回去了。
后来，一位远房叔叔收养了他。刘民生跟着这位叔叔在芜湖、南京之间跑小生意。不久铁路被日军炸毁，他便留在芜湖一家小百货店当学徒，一干又是3年，直到1948年才回南京。
然而，刘民生的故事里，不只有伤疤。他的人生下半场，是一曲充满烟火气与生命力的“交响乐”。
在女儿刘榴看来，父亲最大的特点是“爱折腾”、爱学习。从食堂管理员到高级维修电工，是他自学无线电技术“折腾”出来的跨越。20世纪60年代，他就能组装复杂的电子管音响，至今客厅里还放着他自己做的音响。54岁那年，他仍不服老，跑去参加林场组织的高级技工培训班。如今年过九旬，他依然玩转智能手机，熟练使用多个购物软件买花、买菜，甚至骑着红色小电瓶车去取快递。
“如果没有南京大屠杀，父亲还在，我一定能受到更好的教育，”刘民生曾这样设想另一种人生，“我相信以我的头脑，能有一些成就。”这份遗憾深埋心底，反而让他对眼下的日子倍加珍惜。
他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年轻时爱钓鱼，后来家人担心安全不让他独自去。前些日子，在外孙的陪同下，他重拾钓竿，一下午竟收获了4公斤左右的鱼，回来将鱼分给孩子们时，他笑得合不拢嘴。他爱种花，在小阳台上精心侍弄各种花儿，又会挠挠头坦白“种不好，种着种着就死了”。“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小酌两杯！”老人笑着说。
每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前夕，刘民生都会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纪念馆的“哭墙”前。凝视着墙上父亲的名字，他会轻声告慰：“父亲，你可以安息了，国家在进步，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在今年家祭活动中，91岁的刘民生再次向围拢的年轻人展示腿上的伤痕，叮嘱大家不忘历史。他的话语清晰而有力：“日本军国主义若敢再次挑衅，我们绝对不怕！”
“时间证人”老去，历史不容忘却
夏淑琴与刘民生，是仍在凝望历史的“时间证人”。他们亲历了1937年寒冬的劫难，并在之后漫长的人生里，以各自的方式面对这段惨痛的历史。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历史的“活记录”。
然而，令人悲伤的是，这样的“时间证人”正随时间推移而自然减少。据统计，今年又有8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相继离世。截至目前，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存24位。
和这些老人接触时会发现，他们是历史的“活化石”，但更是热爱生活的普通人。当讲述完那段沉重的往事，他们也会收起泪水，在阳台上照料花草，与老友闲话家常，在琐碎而真实的日常生活中，度过每一个平静的当下。
今年9月离世的熊淑兰老人，晚年喜欢在社区活动中打快板，用这种传统曲艺形式，即兴编词歌颂当下的好日子，这是这位经历了战争创伤的老人，对如今平凡安稳生活的最简单直接的表达。
与时间赛跑，系统性地保存这些即将逝去的证言，是当前一项紧迫的工作。近年来，通过高清影像记录、口述史采集、建立电子档案库等方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正致力于将个体记忆转化为可永久保存、可供研究的公共历史资源。国家公祭日前夕的家庭祭告活动，不仅是一种仪式，也成为记录和传播的场合。
亲历者终将全部离去，这是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也正因此，历史记忆从个人承载到社会共同传承的过渡显得尤为关键。幸存者的生命终会归于静默，但他们的证言、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经历所揭示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命题，已经刻入国家乃至世界记忆。
记住他们，既是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也是明确未来前行的方向。对这段历史的铭记，其根本意义不在于延续仇恨，而在于理解和平与生命尊严的珍贵，并以此作为共同的衡量标准，审视过去、建设当下、启迪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