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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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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服开+自贸”独特优势 着力提升开放能级

日期: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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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第A10版:思想理论       上一篇    下一篇

南京是江苏全省唯一叠加“服开+自贸”双重国家重大开放战略的城市,表明南京在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开放上具有一定基础和独特优势。“十五五”时期,南京要充分利用好这两个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的品牌和平台,着力提升开放能级。 ——张为付
南京叠加“服开+自贸”双重国家重大开放战略,又具备科教资源丰富、产业基础雄厚、开放平台完善的先天优势,“十五五”时期,要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打造规则对接“先行区”;以平台升级为支撑,构建开放型经济“增长极”;以风险防控为底线,筑牢开放发展“安全网”。 ——黄永春
立足“服开+自贸”的独特优势,面向“十五五”,南京的开放之路应更加注重“高水平”和“共赢”两个核心关键词,从“要素开放”迈向“制度型开放”,从“流量经济”迈向“枢纽功能经济”,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集成”,着力构筑一个更具聚合力和辐射力的双向开放新高地。 ——戴翔

  □ 主持人: 宋广玉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南京政务舆情研究院研究员

  □ 嘉  宾: 张为付  南京财经大学教授、现代服务业智库首席专家

  黄永春  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理论研究基地(河海大学)研究员

  戴  翔  南京审计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者按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

  南京既是市场活跃的消费中心城市,也是连接中外的对外开放枢纽。近年来,南京紧紧围绕服务构建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着力扩大高品质消费,加快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构筑对外开放新高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南京该如何谋划“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着力提升开放能级?本报约请专家学者研讨交流。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动力与鲜明标识

  主持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而言意味着什么?

  张为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党和国家提出的重要发展目标,建立在全体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和不断加强对外开放、深化改革的基础上。

  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是我们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在过去近50年的时间里,通过开放,中国成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成为世界重要生产基地,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让全球人民享受到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让世界各国充分分享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新时代以来,中国通过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发挥国内超大市场规模优势,连续举办中国国际进口产品博览会,为世界商品提供了广阔的消费市场,为全球去产能、促生产展现了中国担当。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中国各级政府学习世界先进的生产管理和服务经验,不断修订完善各项政策制度,推动国内体制机制改革,使开放和改革相得益彰、同步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内外发展环境。

  黄永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动力与鲜明标识。

  首先,这是现代化动力机制的激活器。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需要持续引入高端要素与创新制度。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不仅能引进创新人才、技术专利、数据资源等关键生产要素,更能以外部竞争压力倒逼国内体制机制改革。例如,在知识产权保护、数据治理等领域的制度适配,推动我国市场经济体系更加成熟,为现代化提供制度支撑。

  其次,这是现代化发展空间的拓展器。作为有着超大市场规模的国家,我国的开放不仅是市场准入层面的“引进来”,更是互利共赢格局下的“走出去”。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我国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形成互利共赢的新型伙伴网络。这不仅为科技创新、教育国际化和人才培养提供广阔空间,也夯实了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全球信任基础。

  再次,这是现代化安全环境的稳定器。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我国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通过多元化布局降低对单一市场和技术体系的依赖。在这一过程中,统筹发展和安全构成开放实践的内在逻辑,需要我们在拓展外部合作的同时稳固关键环节与战略支撑,避免在更广泛的嵌入中形成新的断点。在这一逻辑下,围绕绿色贸易、标准互认等领域持续推进制度型开放,有助于构建更加包容、安全的外部环境,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稳定的发展空间。

  戴翔:“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这是党中央在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基础上,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锚定的关键方向和战略路径,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更加开放包容中与世界深度互动、共同发展的现代化。

  首先,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将在更加紧密联结的世界格局中推进。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暗流涌动,中国旗帜鲜明地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就是要充分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优化营商环境,更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中提升自身发展质量和韧性。这也是对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有力维护,是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时代之问的中国回答。 

  其次,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将是与世界共享机遇、实现互利共赢的过程。“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点明了中国发展的价值取向。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正处于消费升级和产业转型浪潮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需求潜力和发展动能,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通过“拓展国际循环”,我们为全球提供优质商品和服务,为各国企业投资兴业创造空间,为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和增长动力。这是打破零和博弈思维、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美美与共”的现代化。

  再次,这意味着对外开放将成为驱动国内深化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尤其是“制度型开放”,要求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深化改革,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国内市场体系完善、政府治理高效、创新生态优化,形成“开放”与“改革”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持续内生动力。

  构建“双循环”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续动力

  主持人:围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各位专家学者看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因何作出这一部署?

  张为付:如果说在20世纪的对外开放中,中国是以生产供给嵌入世界经济体系,进入21世纪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方式更加多元、层次更加深入、质量更加提升。

  其中,自主式开放成为推动高质量开放的重要动力和举措。自主开放就是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扩大单边开放领域和区域;加快推进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进程,扩大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充分发挥我国的产业优势、市场优势、要素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分工的规则制定和自身制度建设,为全球开放经济贡献中国力量、中国智慧。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的这一部署,就是要在自主开放中全面布局开放的领域、区域和产业,与国际社会共同打造双向合作、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开放局面,建设符合国家长远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开放项目,将共建“一带一路”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空间载体,为拓展高质量全球开放创造经验。

  黄永春:这一部署是党中央基于国际格局演变与国内发展阶段特征作出的战略抉择,核心是通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双循环”格局、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续动力,体现了深刻的现实逻辑与战略远见。“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将进入以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为核心的转型阶段,开放不再是简单的要素流动扩容,而是要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质量链接,让中国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

  从全球治理维度看,这是应对“逆全球化”趋势的破局之举。当前,保护主义、地缘经济竞争加剧,部分发达经济体推行“小院高墙”政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在此背景下,中国主动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多边主义,不仅以稳定的制度预期对冲外部不确定性,也在数字贸易、绿色认证等新兴领域积极参与规则重塑,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向更加公平、普惠的方向演进。

  从国内改革维度看,这是实现“以开放促改革”的关键抓手。中国式现代化正处于产业升级与制度创新的攻坚阶段,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并非简单的要素流动扩容,而是通过促进贸易创新发展、深化双向投资合作,推动国内体制机制改革,在更大范围内构建高效的要素流动机制,推动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化环境成形。尤其是制度型开放的深化,通过深度对接CPTPP、DEPA等高标准经贸规则,将推动国内治理体系向透明化、法治化、国际化转型,实现内部治理能力的系统性重塑。

  戴翔: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这样的重点部署,是基于对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洞察和中国式现代化内在要求的精准把握,是审时度势、主动作为的战略抉择。

  首先,这是应对全球格局深刻演变、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必然要求。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在此复杂形势下,党中央部署“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核心是“自主开放”,彰显我们不受外部影响、坚持开放建设的战略定力。我们通过主动开放市场、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资源,巩固并增强我国在国际大循环中的关键地位,在动荡的世界中赢得主动与未来。 

  其次,这是适应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举措。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更高水平开放的双循环。“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意在提升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价值链地位,从“卖产品”升级为“卖技术、卖标准、卖品牌”;“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强调“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既引进高质量外资促产业升级,也支持有实力的企业拓展全球布局,形成更深度国际经济合作。两者共同服务于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升我国经济整体竞争力。 

  再次,这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包容普惠发展的实践路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提供的重要全球公共产品,是“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的生动体现。这既为国内发展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又能通过项目合作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繁荣,推动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的世界。

  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贡献“南京实践”与“南京智慧”

  主持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试验田”。自2022年国务院同意南京等6个城市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以来,南京成为江苏全省唯一叠加“服开+自贸”双重国家重大开放战略的城市。截至目前,南京104条试点任务实施率达80%以上,在政策突破、制度创新、项目落地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并有5项成果入选国家“服开”试点最佳实践案例。“十五五”时期,南京该如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着力提升开放能级?

  张为付: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试验田”和对外开放高地,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是我国推动从物质产品开放向服务业产品开放拓展的重要试验基地。南京是江苏全省唯一叠加“服开+自贸”双重国家重大开放战略的城市,表明南京在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开放上具有一定基础和独特优势。“十五五”时期,南京要充分利用好这两个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的品牌和平台,着力提升开放能级。

  一是发挥科技产业优势,提升自主开放能力。以自主可控提升产业链抗冲击能力,发挥科研和产业优势,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核心技术攻关,主导建立拥有核心高端技术的制造产业链,掌握发展主动权;通过技术突破降低对外依存度,有效防范因“卡脖子”导致的产业链中断风险,确保产业链在面对外部冲击时稳定运行。发挥省会城市优势,加强与省内外城市的协同联动,提升产业链快速修复能力,构建企业、行业协会、政府等多方主体高效协作的协同响应机制;鼓励集群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大中小微企业“集体出海、抱团取暖”,行业协会搭建产业链供需对接平台,促进信息互通,政府建立重点企业“白名单”管理制度,精准协调解决产业链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发挥现代科学技术优势,以数智赋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适应升级能力,通过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等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对产业链进行全链条、全要素、全周期的重塑与优化,通过产业链各环节的数字化改造与智能化协同,实现由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的不断攀升。

  二是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外贸新增长点。新业态新模式是“十五五”时期中国外贸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要持续深化外贸领域业态创新和模式创新,重点突破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三大领域。挖掘服务业生产和需求潜力,拓展服务贸易新赛道。在国家放宽优化过境免签的政策利好下,将文旅消费打造为服务贸易的新名片;推动“文化+会展+旅游+体育”全方位融合,办好优势产业国际会展,推进文化艺术品展览展示,打造国际文体旅游品牌,形成国际文旅消费新地标。发挥数字经济领先优势,创新数字贸易新动能。通过贸易数字化和数字贸易化激发贸易业态模式的创新质变,在数字产品贸易、数字技术贸易、数据贸易等领域,积极探索“来数加工”“离岸数据加工”“大模型训练”等新业态,以及“跨境电商+产业带”“直播+平台+跨境电商”等新模式。放大绿色产业功能,开辟绿色贸易新领域,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围绕“双碳”目标构建面向世界的绿色贸易生态系统;全面推进绿色示范区建设,加强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积极开展绿色产品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方面的国际交流。

  三是强化内外联动,不断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通过本地联系与全球联系的内外联动,形成地方、全国、全球纵横交错的立体合作空间网络,促进双向开放合作。高水平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强化国内市场吸引力与国际市场链接功能,推动商品、资本、技术、服务的国内外市场双向流动;重点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战略对接,基于各国在资源禀赋以及需求结构上的互补性,通过构建多种类型、不同档次产品的价值网络,实现规模效应与效率提升。优化创新资源国内外配置,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双轮驱动,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和创新治理;在量子信息、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加快建设一批国际联合实验室和创新平台,提升高端创新资源的国内外配置能力。促进境内外产业园区良性互动,依托产业园区平台,探索建立境内外产业园区国际合作交流新机制,通过协作项目资助、网络化组织模式创新等方式,建立跨集群、跨学科、跨区域伙伴关系,优化国际产能合作空间布局。

  四是发挥区域消费引领作用,创新双循环发展格局。发挥区域性消费市场的引领带动作用,挖掘内需潜力,以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为依托,持续扩大区域内消费市场规模,优化生产结构,提高供给质量,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充分利用国际外部循环三大平台,提升开放水平:通过广交会这一传统外贸外经平台,将南京的优质产品和服务推向世界,形成系列南京国际品牌;通过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广泛引进国际先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通过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推动南京的服务业产品走向世界,同时向世界开放南京的服务业领域,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

  黄永春:南京叠加“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自贸试验区”双重国家重大开放战略,又具备科教资源丰富、产业基础雄厚、开放平台完善的先天优势,“十五五”时期可从以下一些方面持续发力。

  一是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打造规则对接“先行区”。以制度创新引领国际规则深度对接,进一步发挥“服开+自贸”双重战略叠加效应,通过建立规范透明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跨境数据安全机制,提升制度的国际兼容性和实践可复制性;依托高校与科研机构的智力资源,加强在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制定和合规评估中的制度供给,推动形成“制度创新—规则共创”的开放格局,为全国制度型开放积累经验。以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制度改革,强化“告知承诺制”“证照分离”等政策联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市场准入体系;依托丰富的科教与人才资源,构建政产学研协同的政策评估与制度创新机制,在外资服务、知识产权仲裁、数据治理等领域形成制度示范效应,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和制度品牌。

  二是以平台升级为支撑,构建开放型经济“增长极”。强化重大开放平台的“产业赋能+开放枢纽”核心功能,依托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南京片区,聚焦软件和信息服务、智能电网、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将制度开放成果与产业开放需求深度绑定;充分发挥首个“中国软件名城”的数字技术优势,既为产业对接全球市场、引入国际资本技术搭建通道,又在完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跨境电商服务平台及海外仓布局基础上,引导数字技术渗透至跨境智能制造协同、生物医药国际研发合作等场景,构建“平台搭开放桥梁、技术强产业内核、产业借平台拓全球”的发展生态,提升南京在对外开放中的产业链接能级与要素配置能力。打造科创平台的国际协同与产业转化枢纽。依托江北新区、未来科技城等载体,联动本地高校科研院所,构建开放型产学研协同体系;推动建设国际联合实验室、技术转移中心,吸引跨国研发机构与海外高端人才落地,完善科研经费跨境使用、知识产权收益分配等配套制度;通过平台整合创新资源,加速科研成果向产业转化,形成“平台引智、创新促产”的良性循环,使南京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开放创新与高端产业高地。

  三是以风险防控为底线,筑牢开放发展“安全网”。构建精准高效的安全防控机制,统筹数据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多领域风险,建立“异常行为识别—风险等级研判—快速处置响应”全流程闭环机制,筑牢南京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安全屏障,持续提升“选择南京”的国际吸引力与开放能级。构建“放管结合”的风险防控体系,在金融开放领域,依托长三角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平台,加强对自贸片区内跨境投融资、外汇资金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在外商投资安全审查方面,细化审查标准与流程,重点关注外资参与高校前沿技术研发、进入关键民生领域等情况,建立“事前备案—事中跟踪—事后评估”全链条管理模式,既保障外商投资便利化,又守住国家安全、产业安全底线,实现开放活力与风险防控的动态平衡。

  戴翔:作为同时肩负“服开+自贸”双重国家战略的开放重镇,南京完全有基础、有条件,也有责任在新时代对外开放中勇立潮头、提升能级,为全国全省开放大局作出更大贡献。立足“服开+自贸”的独特优势,面向“十五五”,南京的开放之路应更加注重“高水平”和“共赢”两个核心关键词,从“要素开放”迈向“制度型开放”,从“流量经济”迈向“枢纽功能经济”,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集成”,着力构筑一个更具聚合力和辐射力的双向开放新高地,进而将“服开+自贸”双重优势转化为发展的动力、竞争力和吸引力,在扩大开放征程中贡献“南京实践”与“南京智慧”。

  第一,深化制度型开放,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上与国际接轨。这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要义。南京要构建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环境,一方面要对标高标准经贸规则,主动对接CPTPP、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跨境服务贸易等领域开展“压力测试”,依托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优势,探索建立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机制;另一方面要推进“边境后”改革,将开放重点从“边境上”措施延伸至“边境后”领域,例如在生物医药、绿色低碳等新兴产业,探索与国际接轨的监管标准和认证体系,让新技术、新产品在南京率先落地应用。

  第二,推动“两业”深度融合,以服务业开放赋能制造业升级。南京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大市,“服开”试点的最大价值在于为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提供开放动能。为此,要聚焦重点领域突破,围绕南京“2+6+6”创新型产业集群,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加大开放力度,吸引顶尖机构落户,为制造业企业提供高端服务;打造“总部经济”能级,利用开放政策吸引跨国公司功能性机构入驻,支持本地龙头企业“走出去”,构建全球创新网络和供应链体系;创新业态与模式,鼓励发展基于数字技术的服务贸易新业态,支持在部分区域建设“两业”深度融合示范区,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模式和案例。

  第三,拓展双向投资合作,在“引进来”与“走出去”中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开放是双向的,合作是共赢的,南京需在更高层次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一方面,“引进来”要提质,从“招商引资”转向“招商选资”“招才引智”,聚焦产业链薄弱环节与前沿技术领域,精准引进重大外资项目,注重引进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创新理念和高素质人才。另一方面,“走出去”要增效,支持有实力的南京企业尤其是“专精特新”企业,通过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等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结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优势产业领域的标准、技术和服务整体“出海”。此外,还要搭建高能级平台,提升现有平台的国际化、专业化水平,积极承办更多国际性会议、展览和赛事,将其转化为汇聚全球资源、开展深度合作的“强磁场”。 

  第四,建强双向开放枢纽,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南京的区位和交通优势使其有底气成为“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一方面要提升枢纽经济能级,如做强临空经济,依托禄口国际机场和临空经济示范区,发展航空物流等产业;做优临港经济,整合龙潭、西坝等港区资源,发展江海联运,加强与上海港等合作,提升航运物流中心功能。另一方面要强化区域协同开放,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加强与上海等城市的开放联动,在规则协同等方面形成合力,打造开放新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