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来军 林宇涵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是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举行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摆在战略任务的第一条，鲜明传递出党中央对产业发展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依托
产业是国家经济的根与魂。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的根本支撑，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依托。面对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全球产业竞争加剧等严峻挑战，唯有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结构优化、协同高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整体跃升，才能在百年变局中赢得发展主动，在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上跑出中国速度、书写中国答卷。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是应对外部冲击的防御性举措，更是赢得未来竞争的主动性战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必须以久久为功的定力推进产业现代化，以系统集成的思维深化改革创新，以真抓实干的作风推动政策落地。只有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这一战略任务落到实处，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开辟更加坚实广阔的前景。
产业体系转型关乎国家经济发展，关系到国家安全与国际竞争力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从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的关键阶段，产业体系是否稳固、结构是否先进、效率是否提升，已成为影响发展全局的核心变量。随着新旧动能转换压力加剧，资源依赖型、外需驱动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唯有通过系统性产业升级才能打开新的发展空间。产业体系转型不仅关乎国家经济发展，更关系到国家安全与国际竞争力。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重塑全球产业链分工，发达经济体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强化关键领域和高端环节的回流控制，全球产业链呈现出“去风险化”“区域重构”的趋势。我国产业体系虽然门类齐全、配套完备，但在核心技术、高端装备和关键材料上仍存在短板，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生态，已成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巩固大国地位的关键所在。
国内产业结构转型进入关键攻坚期。我国经济总量已迈向140万亿元新台阶，但也应看到，传统动能减弱，新兴动能尚未形成稳定支撑，一些重点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位置。传统产业作为产业体系的基本盘，承载着稳定总量、吸纳就业、支撑财政的重要作用。只有加快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才能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底座。同时，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正加快壮大，成为引领产业变革和塑造竞争优势的重要力量。推动传统产业“固本升级”与新兴产业“创新育新”协同发力，将有助于形成新的增长引擎，催生更多战略性产业集群，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当前，外部环境日益复杂，内部结构调整进入深水区，推进产业体系现代化已成为增强经济循环韧性与自主性的关键路径。这不仅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也是关乎国家长远竞争力的战略性任务。可以预见，谁能率先完成产业体系的重塑升级，谁就能在未来全球竞争格局中赢得主动、占得先机。把握当前这一战略窗口期，推动“产业大国”向“产业强国”跨越，既是应对现实挑战的必然选择，也是开拓未来发展的主动作为。
系统推进“四大任务”，构建高韧性、高质量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把全会提出的战略部署转化为现实成果，关键在于从理念落地到实践落实的系统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是一项结构性、系统性工程，既要“立柱架梁”，也要“铺路筑基”。必须在方向上保持定力，在路径上突出重点，在机制上形成合力，确保各项任务同向发力、相互支撑、协同推进。
一是以改造升级为突破口，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绿色化转型。传统产业是我国制造业的基本盘，是稳增长、稳就业的重要支撑。推动其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关键在于以技术改造为抓手，实现从“量的积累”向“质的跃升”。统筹实施“传统产业提质工程”，加快推进智能化改造、绿色化升级和生产流程再造。聚焦化工、机械、造船等重点行业，开展“关键工艺卡点突破”行动，推进核心设备国产化和制造流程再设计。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建立财政、金融、税收协同的激励机制，重点支持“智能工厂”“绿色工艺”等示范项目。鼓励各地建设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推动制造业向集群化、链式化方向提升。强化节能减排和碳排放约束，实行差别化信贷、能耗和排放标准，引导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先进产能加速集聚，推动传统产业在转型中焕发新生机。
二是强化“新兴+未来”梯度孵化与政策协同体系。系统构建“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布局”两级联动政策体系，形成由创新、转化到产业化的全链条支撑格局。依托国家高新区和产业创新平台，布局“未来产业先导区”，在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开展示范应用和产业验证，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健全与新兴产业相匹配的标准体系、审批制度和监管框架，降低创新成果转化门槛，营造包容审慎的创新环境。推动地方政府与中央在资金、政策、人才等方面协同联动，培育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生态圈。
三是加快构建服务型制造主导的融合发展生态。把服务业提质的重点放在与制造业、农业的深度协同上，推动形成以服务型制造为引领的产业协同体系。引导制造企业向研发设计、品牌运营、全生命周期运维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实现由“生产产品”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转变。健全服务型制造的统计分类、评价标准和激励机制，推动要素市场向融合型服务开放。支持建设智能运维、中试共享、工业软件等共性服务平台，培育一批具有集成能力的制造业服务生态“链主”企业。鼓励产业园区、开发区向“制造+服务+数据”复合功能平台转型，加快构建创新—设计—制造—服务一体化的区域型产业生态系统，促进制造业从“价值链中游”迈向“价值链高端”。
四是统筹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与产业功能适配。围绕产业升级方向优化供给结构，推动传统基础设施与新型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建设。应实施“产业基础设施适配工程”，提升5G-A网络、万兆光网、工业互联网、车联网等在制造业核心区域的覆盖水平和应用深度，为产业数字化转型夯实底座。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建设，支持制造企业接入边缘计算、智能调度等通用平台，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统筹布局“能源—物流—数据”三类关键基础设施，推动产业链重点环节设施共建共享，形成多层协同的支撑体系。探索将基础设施建设纳入产业链评估体系，建立项目筛选、准入和监管机制，提升基础设施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能力和风险防控水平，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作者罗来军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林宇涵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