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亲历者口述史】
【人物小传】盛天任，1922年出生，194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被中共江苏省委派往南京工作，坚持对敌斗争，收集情报。后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2010年3月在南京逝世。
我原名盛大可，1935年考进了省立太仓师范附中。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使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军占领了太仓，我们家的大宅子被日军占去做了指挥所。我们全家逃难到了上海，租住在一间小房子里。我真正体会到国破家亡的痛苦，思想上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1939年10月，我参加了上海市学生界抗日救亡协会干部小组（党的秘密外围组织），194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学校我完全是按照地下党组织“勤学、勤业、广交朋友”的方针开展相关工作。组织上得知与我定有娃娃亲的未婚妻洪仪征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恰逢组织上要开辟沪宁线工作，便让我通过未婚妻的关系，撤退到南京。
在上海临走时，组织让我把许多可能会暴露身份的书都烧掉了。回到太仓老家后，我和上海脱离了一切关系，我的一个远房亲戚是个老中医，这时挂名当了个伪保长。我通过他办了一张“良民证”，改名叫盛天任。这样我就从太仓经昆山到南京上学。
洪仪征所在院系的一位兼职教授潘树基是汪伪陆军部修械所的总务处长。1943年下半年，洪仪征从同学处得知潘树基那里人手不够。于是，我将这一情况向一直与我单线联系的朱启銮汇报后，朱启銮指示我让洪仪征设法进去。洪仪征毕业后留在了汪伪陆军部修械所，并通过一系列工作也把我从中大农场调进了修械所工作。
1945年3月，中共南京工委打算成立军事工作委员会，由朱启銮负责，老朱把情况告诉了我，要我利用在汪伪陆军部修械所工作的条件，做好军事方面的工作。
日寇投降前夕，新四军收复江南大片土地。华中局城工部向南京工委传达关于里应外合的指示，要地下党员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地下军，配合新四军解放南京。南京工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进行部署，全市分为4片：新街口及其附近地区为一片，下关地区为一片，浦口地区为一片，邓府山到太平门包括修械所、伪中央军校（驻中山门内原“励志社”旧址）、孝陵卫农业实验所、中山陵驻卫警及太平门农场，这一带由我负责，以党员为核心，组织可靠的积极分子，准备夺取枪支弹药（修械所有修好的枪支数十支，中山陵驻卫警也有枪十几支），以便配合新四军进攻敌人，迫使日伪缴械投降。后因情况有变，中央决定不进攻南京，并对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抓紧教育，从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壮大了党的队伍。
（参考资料：《重温激情岁月——革命者口述历史》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
志愿者说
渡江胜利纪念馆志愿者杨依诺——
暗夜星火照今路
回望中国的抗战历史，不仅有战士们战场上的冲锋陷阵，也有地下工作者潜伏敌营的惊心动魄。通过盛天任的口述，我仿佛穿越时空，看见那个年代一群心怀家国的年轻人，以知识和勇气为武器，在暗夜中悄然点亮星火。
面对民族危亡，本要撤退到根据地的盛天任，因上级一句“收复南京”，他便隐姓埋名，扎根南京，把自己变成隐蔽战线的“螺丝钉”。
那个年代的革命者，不仅是理想主义者，更是极致的现实行动者。他们的信仰从不是高高在上的口号，而是融入三餐四季的谨慎，是在缝隙中求生存的坚韧，是把平凡岗位变成“秘密战场”的勇气。他们不逃避琐碎，不轻视日常，反而将每一个细节都转化为斗争的工具和掩护。正是这些藏在日常里的“潜行”，让我们看见，那些无名者用最朴素的方式，在黑暗里悄悄点亮了希望的光。
我读着盛天任老人的口述史一遍又一遍，终于理解真正的铭记，不是记住一段遥远的故事，而是从故事中认出自己；真正的流传，不是背诵一种精神，而是在当下的生活中实践这种精神。
当我们能将自己生活中面临的挑战和前辈们的困境与智慧相对照时，抗战的历史就不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一座照亮现实与未来的灯塔。它的精神，便真正融入了年轻一代的骨髓，奔流不息。
本组整理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祝东秀 通讯员 张湛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