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亲历者口述史】
【人物小传】 杨晋豪，1910年出生。1928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1930年秋加入中大“反帝大同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央大学党支部书记。与中共地下党员和“学运”积极分子发起组织学生抗日救国会。1932年被捕入狱，次年初经保释出狱。1993年逝世。
1930年暑期，南京党组织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准备暴动，遭到残酷镇压，国立中央大学的地下党支部也遭到破坏，我因暑期返乡，未曾遭难。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大学生会迅即组成了抗日救国会，开大会，发通电，举行游行请愿，展开了抗日救亡运动。这期间，一位姓刘的共青团负责人来找我谈话，要求我在中大建立团支部。我根据他的谈话，写了一篇分析九一八事变的文章，发表在《中央日报》的副刊上。同时，我联合郁永言等人，建立了中大共青团支部。
为了准备抗日作战，抗日救国会把全校同学编成义勇军，每天进行操练。10月初，中共南京市委派人来找我联系重建中大党支部，我们全体团员转为党员，我任支部书记。市委组织部部长老章（李耘生）曾和我们同去栖霞山一带，讲述国内外形势。为了发展进步力量，我们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吸收抗日运动积极分子。
在日军侵占吉林时，我们于中大体育馆召开全校同学紧急大会。会上报告了日军步步入侵、国土不断沦丧的消息，并决定发表时局宣言，积极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组织工作。
12月上旬，各地爱国学生陆续来到南京，进行请愿和示威游行。5日，中大同学听到北京学生示威团在街上示威时有很多人被捕的消息，就集合一些人前去营救，被反动军警殴伤多人，逮捕数人。中大抗日救国会立即召开全校同学大会，大会决定举行示威游行。
这次游行之后，各报记者都到中大抗日救国会办事处来采访。我们决定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由我和一位善于辞令的同学主持。在会上，我们揭露了当局镇压同学抗日的事实，阐述了我们的抗日主张和为促进抗日运动而采取的行动。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南京各界群众纷纷行动起来。这时，中央大学校内正式组成了义勇军，我连同其他同学有20多人，我们每人领到一支枪，接受作战训练，练习实弹打靶，随时准备到前线去抗敌。我们当时决定，如果日军打到南京，我们就去找游击队，打游击战。
1932年4月，中大刚开学的一天夜里，我被特务带着宪兵从宿舍里逮捕。直到1933年春，新到中大担任职员的葛春霖和被保释复学的汪楚宝等参加了中共南京特别支部，与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后，中大才又重新展开了党的活动。
（参考资料：《南京党史资料》第6辑）
青年说
南京师范大学学生江姝——
薪火赓续 信仰灼灼
读杨晋豪的口述史，那一段段平静又坚实的文字真切地灼烫着我的灵魂。刊于《时事月报》御外敌唤团结的檄文是声音的匕首，刺破黑暗，点燃抗日救亡的舆论之火；栖霞山的时局研判是思想的星火，掷地有声，在静默中蓄势燎原；领枪支打游击的决绝是勇气的勋章，担当使命，上前线保家卫国。
当我站在史料馆玻璃展柜前，替先辈们讲出那一段段令人动人的过去时，我眼前掠过的不是冰冷的资料，而是那浸透血泪“要求政府出兵抗日”的标语和“反帝大同盟”的灼灼誓言，我希望历史的声音能回荡在每个人的心中，在新时代唤醒人们最初的信念；当我回到家乡，在乡野调查中瞭望发展之路，在阡陌间记录乡村振兴的脉动，在调研报告中写下我浅薄的见解时，我触摸到另一个战场，没有硝烟却关乎命运，每一个字符都是对前辈们以笔为戈精神的遥远接力；当我走进支教山村，来到教育的“前线”，面对那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眸子时，恍然领悟“前线”从不在距离而在责任。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感恩前辈们带来如今的和平岁月。但是时代的巨浪从不会对安于现状、踌躇不前的人们施以仁慈，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路口，变局日新月异，洪流滚滚向前，我们遇到的挑战前所未有。
历史长河奔涌，每一代青年都是星火的守护者和添薪人，在各自的时代坐标上，用行动诠释信仰的温度与力量。
本组整理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祝东秀 通讯员 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