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航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的历史背景下，活动于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1938年2月15日与5月4日，毛泽东先后致电东南分局书记项英等人，系统阐明新四军在江南敌后的作战方针，“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础”；“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
在这一战略方针的指引下，新四军开启了东进的抗日征程。南京地区（指以南京为中心，辐射周边相关区域）是日伪统治的中枢，因此成为新四军战略布局与敌后斗争的重要节点。在敌强我弱、日伪顽三方夹击的艰苦复杂环境中，新四军在南京地区的抗日斗争，充分展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与军事灵活性，不仅为华中抗战全局作出重要贡献，也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建立抗日根据地和地方党组织
自1938年4月起，新四军在对日伪军开展游击作战的同时，以群众工作为核心，积极吸纳地方精英，整编地方武装，着手创建抗日根据地并建立党的地方组织。1938年5月，新四军主力进驻江宁横山，奠定了横山抗日根据地的基础；至1940年7月，横山抗日根据地的前沿已推进至南京城郭近郊，形成兵临城下的战略态势。1939年8月，新四军第五支队与苏皖支队相继挺进六合，开辟了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竹镇随即成为该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之一。
随着根据地建设初见规模，中国共产党在高淳、溧水、江宁、江浦、六合等地迅速发展基层组织，先后成立了宣郎高县委、溧高县工委、江当溧县工委、江溧句县工委、和江中心县委、江和全工委、来六滁边区县委、天六仪扬中心县委等领导机构，统一指挥当地的政治工作与群众运动，并组建直属武装，使地方党组织、政权与武装力量得到快速发展和巩固。由此，江南的横山抗日根据地与江北的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相互呼应、互为掎角，形成了纵深梯次的战略网络，为华中敌后持久抗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
新四军抵达南京外围后，面对兵力与火力均占优势的日伪军，充分发挥游击战的机动性和灵活性，通过夜战、伏击、奇袭等方式，对日伪交通线、据点与补给体系实施“短促、精准、速决”的打击。先遣支队首先切断龙潭下蜀段沪宁铁路，继而在镇句公路韦岗设伏，江南首战告捷；第一、第二支队夜袭新丰车站、句容县城及竹子岗，开展连续作战，迅速楔入敌后战略纵深。其后，部队三度突入南京城关，派遣侦察员潜入城区贴标语、捕哨兵、捉“舌头”，两度引发日军全城戒严。
1938年6月中旬至8月底，新四军在江宁、溧水、句容等地发起大小战斗百余次，西善桥、禄口、麒麟门、大校场、雨花台一带枪声迭起，迫使日军收缩据点、调整部署，有效打击了其嚣张气焰。面对日伪的“扫荡”“清乡”，新四军恪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原则，时而化整为零，依托群众网络纵横穿插；时而集中优势兵力，实施速决歼敌。小丹阳反“扫荡”、前隍突围、横山反“扫荡”、江浦伏击战、六合盘山战斗、金牛山反袭击，以及黄金山、两溧反顽战役等一系列胜利，不仅粉碎了日伪分割蚕食根据地的图谋，也挫败了顽军的挑衅。
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
新四军以“不拉夫、不派款、不扰民”的严明军纪，很快就赢得了南京地区广大民众的信赖与支持。先遣支队初抵江宁上峰镇时，战士们露宿草坪、麦场，拂晓又主动帮助百姓挑水扫院，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等口号在街巷间广为流传。
此后，部队通过张贴布告、举行演讲、组织联欢等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纲领，揭露日军暴行，激发民众的同仇敌忾之心。在地方党组织领导下，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商抗会等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根据地民众积极参与筹粮、制鞋、慰军、救护、放哨、传讯、破路、锄奸等工作，实现了战斗与生产、军事与政治的深度嵌合，形成了“军为民之干城，民为军之腹心”的局面。1939年2月的云台山之战，当地村民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引导部队突围，正是抗日军民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写照。
建立统一战线与整合地方武装
新四军秉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对地方上层人士与民间武装采取分层、分类、分阶段的精准整合策略。先遣支队驻江宁期间，粟裕亲赴当地士绅叶文明的宅第，以民族大义剖析利害关系，使其主动为部队输饷筹粮；第一支队来到高淳后，陈毅先拜会国民党县长及地方缙绅，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继而在民众大会上向工农商各界宣示“保家卫国”的共同使命，并以部队助民耕作的实际行动，践行承诺。江渭清、钟期光等亦通过士绅座谈会、民众大会等形式，系统阐释党的政策，争取到地方精英在财力、物力上的支持，稳固了部队的后勤保障。
对于地方民间武装，新四军采取“政治争取为先、组织嵌入为要、军事整编为果”的三步策略。陈毅派遣干部前往丹阳，与中共党员、丹阳抗日自卫总团团长管文蔚磋商，将这支部队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正式纳入第一支队序列，实现了指挥、编制、供给的一体化。在此示范效应下，江宁、溧水、溧阳、句容、丹徒、金坛等地自卫团、游击队相继来归，为华中敌后战场的开辟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基础。
开展隐蔽战线斗争
在汪伪政权严密控制的南京地区，新四军各部与中共各级党组织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开展隐蔽战线斗争。1940年，我党情报系统在南京城内组建了八人核心小组，其成员分别打入汪伪中枢与日伪新闻机构等，构建起多层次、跨系统的战略情报网络。同年，中共江和全工委书记胡克诚以《江浦民报》编辑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借报纸言论宣传团结抗日主张，并依托报社与国民党江浦县政府的交往渠道，秘密在县政府职员中发展党员。
为保障新四军军部与南京周边部队、各根据地及沪宁地下党组织之间的联络，我党情报系统在南京城郊开辟多条地下交通线，其中经过六合县境的有3条，专职交通员逾130人。他们化装为商贩、苦力、邮差，昼伏夜出，护送干部、转运药品与电台零件，传递核心情报，屡历险境却鲜为人知，为华中敌后战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生命线与信息链。新四军各部和中共各级党组织通过搜集情报、建立地下交通站、策反敌伪人员等隐蔽斗争方式，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