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益民
出早操、去教室、奔餐厅，甚至到新街口逛商场，大多是结伙成群，甚至一个寝室集体出动；单来独往，在别人看来古怪，在自己觉得尴尬。也因此，一个人想躲着同学做点事，有点难。
1986年4月的一个晚饭饭点，我们照样是同寝室的三四个同学一起去位于学校后门的大食堂。那天我吃得比较慢，别人也不等我了。等他们走了，我匆匆扒完了碗里的饭，简单洗了搪瓷饭盆，矮着身子悄悄溜出学校后门，向左拐，径朝着汉口西路上的那只绿色邮筒溜去，将手里的信封投了进去，没事人一样回到寝室。
信封里装着我在衣兜里捂得热乎乎的诗，投给远在成都的《星星》诗刊。
20世纪80年代，大学校园里，有空气的地方，就有文学风。中文系更甚，随便哪个班，都能拎出一把诗人来。
为什么要写？少年莽莽，盲目生长。青春期嘛，精力旺盛得泛滥成灾，可用来消耗的方式实在不多。那些无厘头的心思，在心里乱拱，在心里蹦跶，你不把它们放出来就像不把脸上的粉红疙瘩抠掉一样难以忍耐。茅盾文学奖得主苏童准确诊断出这种“病状”并自开处方：“那么壮一个小伙子不谈恋爱干什么呢？写小说吧。”“把青春都献给了当时很茫然的文学事业。”他还说：“那时候的气氛让我成为一个投稿机器。”请注意“气氛”两个字，是致命的外因。
写诗是一桩绝对隐秘的事业，担心同学们说我有成名的妄想，更担心写不出名堂成了班级的笑话。所以，这事的密级仅次于那个年代在校谈恋爱。我去邮筒那，从不让别人知道，更不会邀请同学同往。有时候，为了安全地避人耳目，我还得走远一点，去北京西路上的邮局。那地方其实是必须去的，我得买邮票啊。
我们班有一个人敢于公开自己的“诗业”——孟凡元。他读得多，写得好，有底气，还有傲气。有个人私下里把自己的诗拿给他指导，他来了一句：“嗯，字写得不错。”后来这话在班上传开了。
青春痘长在脸上，根本无法掩盖。而我写诗的事，也根本瞒不了谁。
编辑部老师们都很负责，来稿必退。每天上午第二节课下，班上负责收发工作的陆振豪同学就迈开夸张的步子，向学校门口的收发室奔去。他得赶在第三节课之前将信件拿到教室里分发给大家。没有人不盼望收到信，“家书抵万金”绝非虚妄之言。编辑部来的邮件只有两种：小信封和大信封。大信封里是样刊，小信封里是退稿。我投出去快上百次了，从来没有收到过大信封呢。那封信一个传一个，每个经手的同学，都特地盯着看一眼，脑子里想一点什么，然后再往下传。等传到我手里，这退稿信上落下的内容比我作品的内容丰富多了。我拿到手，脸上立即滚烫，恨不得将信件和自己一同塞进帆布书包里。虽然很疼，还得感谢编辑老师，毕竟我丢出去的心思有了回响，尽管是闷响。退就退吧，还偏偏就要写，偏偏就要投，青春痘一般顽固。一周收到几次退稿就无地自容了，我不得不节制加克制，一个月往那个邮筒里喂一两次。我不想让同学们发现我疯了。班上所有写作人大约都是这个心思。
脸上可恶的疙瘩挤掉之后，会留下或隐或现的疤痕；其实，挤掉心中的疙瘩，也是有疤的——万恶的退稿。
世上本没有脸皮厚的人，退的稿多了，脸皮自然就厚了。我写故我在，退就退吧，说就说吧，笑就笑吧。终于，这一次，也就是开头所说的这一次，我在7月收到编辑李自国老师的留用通知，8月收到采用通知，10月收到了样刊。
误打误撞，我却以为自己有了本事。也就是这个“我以为”，误我到现在。我一直在埋头写，却一直没有“写出来”，同样一直没有“写出去”。等到大梦终醒时，已是大梦碎一地。
原来河水绝不像老牛说的那样浅，却一定像松鼠说的那样深。若想蹚过这河水，必须具备足够的才情。
懵懂之年是不理会到这一点的，即使理会到，也定然不会放在心上。
网络段子：“青春痘长在哪里不难看？”“长在别人脸上。”青春痘里，满满的冲动，轻狂，莽撞，懵懂，不明就里，还有点闷骚；它是勃发的，张扬的，不安分的。不经历青春痘的青春，还叫青春吗？长在自己脸上，有什么难看？青春痘的疤痕，是一枚粗制滥造的勋章，献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