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地制宜加速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涂永红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面部署了明年经济工作的目标和重点任务，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国是世界最大制造国，完备的产业体系是我国的重要比较优势，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制造强国战略的必由之路，也是明年经济工作排在第二位的重点任务。创新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第一推动力，必须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健全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增强创新能力，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加速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确保国民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加大宏观政策发力，强信心稳增长
技术革命、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加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经济全球化处于十字路口，不确定性风险大幅增加，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党中央审时度势，准确研判明年经济形势，及时调整、制定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进行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大力刺激总需求，必然会给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增添足够的动力，大大增强市场信心，激发经济生机和活力。
从最优政策组合角度看，财政政策具有长效性，是调节国内需求和结构性失衡最有效的手段。在总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必须更加积极有为，从扩大财政支出和缩小政府收入两个渠道发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更好发挥财政政策效力。一是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加政府开支。提高赤字率是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最常见的手段，政府常常根据总需求管理的需要调整赤字率。2023年，美国的赤字率为6.3%，欧盟为3.9%，超过欧元设立的3%警戒线。我国长期保持较低的赤字率，2024年仅为3%，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二是优化政府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政府一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规划者、组织者和参与者。政府加大投资，对于稳预期强信心至关重要。应发行更多超长期特别国债，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通过基础设施、制造业、房地产、民生领域的重大项目牵引，带动更多社会投资，形成新一轮投资热潮。三是减税降费让利，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和留抵退税，着力推动政策红利精准快速直达经营主体，有效助推新质生产力和制造业发展。
货币政策具有短期见效快特征，在调节总需求和维护国际收支平衡方面更为有效。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必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箱，增加货币供给数量，确保流动性充裕，推动融资成本进一步下降，进而扩大企业和个人信贷规模，为稳预期稳增长促消费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一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保持市场流动性充裕，促使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二是下调基准利率，引导MLF和利率走廊下行，进一步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成本，刺激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三是购买更多国债和专项债，与财政政策相向而行，支持政府提高财政赤字、发行超长期国债。四是用好结构性政策，以较低的利率扩大支持科技创新、清洁能源的再贷款规模，推动科技创新与科技产业融合发展，提升我国产业链稳定性和贸易竞争力。出台更多稳定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工具，发挥好房地产这个支柱产业对于稳预期、稳投资的积极作用。
健全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创新是第一动力。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用“人工智能+”培育未来产业和新动能，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都离不开科技创新的底层支撑。科技创新具有资金投入规模大、期限长、风险大、收益高等特点，传统的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难以满足科创企业的融资需求，亟须健全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一是构建符合科技创新规律、满足科技创新需求的科技金融体系。充分发挥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的业务优势，调动国内外资金来源发展科技金融，优化资源配置。鼓励风险投资、创新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着力解决“投早”“投小”严重不足、长期耐心资本不足、科技金融效率较低等突出问题。
二是用好“看得见的手”，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积极作用。推进财政科技投入机制改革，持续优化企业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发挥政府引导基金信号灯和指挥棒作用，设立更多的高新科技行业专项母基金，形成多层次基金集群，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科技创新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三是加强风险管理，完善科技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建立覆盖投资全周期的风控体系，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构建实时风险预警系统；设立科技金融风险补偿基金，为科技金融投资提供风险分担；加大科技保险的推广运用，鼓励开发财产保险、专利保险、安全生产责任险等产品，实现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风险对冲；健全第三方技术评估机制，帮助金融机构对科创企业进行独立化专业评估；加强资本与科技的阶段性匹配度，注重构建稳定、多元、长期的科研资金投入体系。
大型银行具有资本金、声誉、科技和市场优势，以及筛选优质企业、大规模迅速调配资金的机制，与科技金融的规模性、组织性特征高度适配，应更加积极作为，充当科技金融资源配置的主力军。创设更多类似“基新贷”“基投贷”“科股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专精特新贷”的科技金融特色融资场景和产品。完善“技术流”“星光STAR”等科技创新评价工具，着力优化科技信贷体制机制。大型银行还应充分发挥集团业务多元化、综合化优势，建立集团内部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租赁等机构之间的联动与合作机制，发挥不同性质金融机构的作用，形成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的新模式。复制推广济南、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嘉兴、南昌和北京中关村等地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的模式，因地制宜，探索科创金融服务“股权+债权+银行+园区”四方联动的新路径、新模式，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条的综合化金融服务。
加强区域协调，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我国不同区域资源禀赋、产业布局各具特色，经济发展不平衡，在现代产业体系中建设必须脚踏实地，善于扬长避短，找准着力点，做优做强特色产业。必须加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成渝双城经济圈、海南自贸港等国家区域重大战略的相互协调，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同频共振，放大政策效应。构建务实高效的创新联合体，全面提高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一是调整优化产业布局，各区域要因地制宜，坚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进一步打破行政分割和市场壁垒，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形成统一大市场，促进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形成互补发展的产业结构。
二是充分发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开放水平高、市场机制作用强、改革创新意识足的优势，鼓励上海、深圳、浙江、广东、江苏等经济大省市勇挑大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获得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发挥“头雁”作用，引领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三是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落实好“两新”政策，加大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发展，不断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范围，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鼓励跨区域企业并购，盘活传统产业的存量资产，加速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提高传统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四是创新机制，设立跨省域高新区，发挥好高新区的创新平台作用，打造创新要素配置更优化、创新能力更强大的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深度融合创新联合体，协同推进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攻关，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着力引导长期耐心资本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用“人工智能+”培育未来产业，培育更多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我国持续迈向国际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提供强大的产业后盾。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弘扬教育家精神 助推教育现代化
□ 杨小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在新的历史时期，弘扬教育家精神对于提高教师队伍质量、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推动教育现代化进程等具有重要意义。
弘扬教育家精神，提高教师队伍质量
教育家精神是教师职业精神的升华，体现了教师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和担当。拥有教育家精神的教师，时刻关注学生的成长，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智慧和力量。此外，弘扬教育家精神，能够有效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教育事业，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质量。
弘扬教育家精神，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
教育家精神强调追求教育真理，勇于创新，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推动教育改革。弘扬教育家精神，有助于激发教育工作者敢于创新、勇于实践的精神风貌，进一步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在我国教育改革发展进程中，许多教育家积极参与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教育实践的改革，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国家教育竞争力
教育家精神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国家教育发展的水平。通过弘扬教育家精神，可以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野和竞争力的人才，提升国家教育竞争力，为国家的繁荣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教育工作者拥有教育家精神，会更加关注国际教育发展趋势，积极借鉴国际先进教育经验，不断提升教育教学水平。
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和弘扬教育家精神，为教育现代化赋能，首先，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教育理念。实事求是的教育思想，要求教育工作者始终以学生的实际需求、能力和兴趣为出发点，关注教育现象的本质和内在规律，而不是仅仅遵循传统观念或理论，不断追求教育的真实效果，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广大教师在教学中注重实证研究，以科学的态度去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深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认真分析教学内容，不断改进教学方法，确保教育工作的有效性和针对性。鼓励教师与学生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互动，尊重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实事求是的教育思想强调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主张教育评价应该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生的实际水平，关注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发展，而不单纯是通过考试和分数来评价学生的学术表现。
其次，需要实施渐进式教育教学改革。通过逐步的、连续的小步骤改革来改善教育体系，强调在稳定和可控的环境中进行改革，以确保改革措施能够有效实施并产生预期效果。渐进式改革通常不会一次性实施大规模的变革，而是将改革分解成一系列小步骤，分阶段逐步推进。由于改革是逐步进行的，可以更好地管理和降低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在改革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反馈不断调整改革措施，鼓励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以确保其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教育需求。允许政策制定者集中精力解决教育体系中的特定问题，如提高教学质量、改善学生学习成果、促进教育公平等。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和措施，以确保改革能够顺利实施。渐进式教育改革包括逐步延长学制、改革考试和评估体系、改进教师培训和职业发展计划、引入新的教学方法和课程内容等，在保持教育体系稳定的同时，逐步提升其质量和效率。
再有，需要构建高水平教育体系。高水平教育体系是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主要指在教育理念、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国际交流等多个方面均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这种教育体系，既能够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和竞争力的人才，又可以推动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提供强大的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高水平教育体系以现代化的教育理念为核心，强调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拥有结构合理、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队伍。注重教师的继续教育和专业发展，提升教师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重视科学研究，具有较高的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人才，不断解决实际问题，推动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建立完善的教育管理体系和质量保障机制，不断推进教育改革和创新，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引领教育发展方向。
（作者单位：安徽建筑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新提升
□ 周进萍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在协同性、效率性、系统性、融合性、均衡性和迭代性方面仍面临一些瓶颈问题，亟待在新的起点上持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和手段。
横向着眼于协同性问题，推动治理主体凝聚合力。当前社会治理已经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基本格局，但各个部门在社会治理领域有不同着力点，相互间有重复、有交叉也有漏洞，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就是要更好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功能，鼓励引导跨领域、多主体的创新投入，拓展多层次、多样化的协同模式。全会同时要求通过“健全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深化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加强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推动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等拓展社会治理主体力量。以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良性循环为目标，将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精神文明等方面结合，促进跨界合作和协同创新，实现社会治理各个主体利益联结、相互驱动、抱团发展。
纵向着眼于效率性问题，推动基层治理减负增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乡镇（街道）职责和权力、资源相匹配制度，加强乡镇（街道）服务管理力量”。社会治理从中央、地方再到基层是一个纵向的传导链条，需要保证权责明晰、上下贯通、运转灵活，同时赋予基层更多自主权，鼓励创新和探索，使现代化社会治理效能真正服务于人民群众。伴随重心下移、赋权赋能，基层资源权力有限性与治理事项责任无限性形成巨大张力，“小马拉大车”成为制约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掣肘难题。破解“小马拉大车”需要创新思维，包括从行政思维到社会思维、从线性思维到系统思维、从运动思维到渐进思维。从社会思维来看，除了推动“小马”变“强马”，“智马”也要变“群马”，重塑基层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形成“群马拉车”局面；从系统思维来看，除了“为马赋能”“为车减负”也要“畅通道路”“增效轮毂”，让基层治理各个环节有效配合和高速运转；从渐进思维来看，需要循序渐进逐个击破难题，通过车马同向、车马协同最终达到车马共振。
内容着眼于系统性问题，推动治理场景相互衔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人口管理、社会工作、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市民热线、高效办成一件事、家教家风、社会治安防控、扫黑除恶等列入社会治理职责。一方面，要推动安全稳定和活力效率的有效衔接和相互促进。另一方面，要推动服务与管理的有效衔接和相互促进，探索在多样化的空间上如何满足不同的功能、在异质性的人群中如何满足不同的需求、在差异化的领域中如何融合不同方法、在复杂性的事务中如何汇聚各方力量。只有加强前瞻性思考、系统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实现矛盾化解、群防群治、安全生产、智慧治理、为民服务、邻里互助、协商议事、“吹哨报到”等场景连点成线、连线成网、环环相扣，才能保持基层社会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方式着眼于融合性问题，推动治理手段互补互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其中，自治是基础，实现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需要；法治使基层治理有章可循，避免随意性和主观性，为基层事务治理提供根本性保障；德治作为一种“软治理”工具，借助道德伦理和文化传统的力量增强治理效果。“三治融合”回答了“谁是主体”“谁来保障”“谁来辅助”的问题，三者互为补充、互相衔接，为实现有效的基层治理提供了基本秩序。推动自治、法治和德治的真正融合，要明确各自的边界和局限，寻求三者的平衡与协同。秉持精细化、实用化、特色化思路引领，凸显务实管用、便于操作特性的“良法”以及建立在对其普遍遵守与执行基础上的“善治”是现代化语境下基层治理的应然图景。
空间着眼于均衡性问题，推动治理空间全域覆盖。当前基层分类治理有较好基础，形成了城市、农村、园区、商圈、互联网等成功典型，但区域、领域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存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要从培育“盆景”迈向打造“风景”，进入“试点深化”与“面上创建”并轨的新阶段，从集中力量、特别关注、重点打造到标准化、制度化、常态化。在区域上，从典型社区拓展到所在街道、区、市域；在领域上，从局部突破拓展到复制推广，再到全面推进。通过对标功能拾遗补阙、互补耦合邻里联建、集约高效多区共享等模式系统互动、相互促进，整体推进全域基层治理现代化。
时间着眼于迭代性问题，推动治理创新逐步深化。基层治理现代化是一项长期工程、系统工程，要避免“一创了之”、后劲不足，需要在治理目标、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内容等方面不断迭代升级。例如，在民生目标上从学有所教、住有所居、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到学有优教、住有宜居、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的转型升级，才能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意义和价值所在。又如，针对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新时代“枫桥经验”、“吹哨报到”、智慧治理等涌现出来的新现象、新要求、新问题，通过不断迭代升级提升实效性。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把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改革作为重中之重，通过体系优化、效能增强、品牌提升，持续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作者为中共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南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