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根生
近日，《人民日报》讲述了一个“博士拜技师为师”的故事：中石油渤海钻探公司工人赵增权是首席技师，拜他为师的王方祥是博士，也是公司工具研发室主任，双方还签了导师带徒协议书。王博士说，我不是作秀。我做科研虽强点儿，但赵师傅也有绝活。一口油井四五千米，井下各种“疑难杂症”他都了如指掌，不拜师可学不来。
博士以技师为师，是力行“能者为师”。这确实“不是作秀”，而是科技创新需要。在生产实践中，“科技”是个庞大集合，既包含了图纸图表等显性知识，也包含了经验及诀窍等隐性知识，后者往往还难以指标性描述。博士拜技师为师，正是要学书本上难言之技。这不仅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使显性知识真管用，也有利于“实践联系理论”，变感性经验为规律性成果。两者相得益彰，科技创新就会有最佳效果。
“好的科研品位来自‘三个多’——多读文献，每篇都有可取之处；多请教人，每个人都有过人之处；多听报告，每个报告都有创新之处。”这是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院士的创新经验谈。他能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既与“吃苦耐劳异于常人”分不开，又和“三个多”分不开。这是海纳百川式“能者为师”。如今，一边是专业学科分得越来越细，一边是学科交叉成创新常态，力行“能者为师”，方能集大成而成大器。
1954年，李先念知道中央要让自己当财政部长后表示：自己“长期打仗，没学过经济”，但中央已经决定了就要“坚决去干，还要争取干好”。李先念主管财贸工作期间，毛泽东赞其“把中国的人民币和其他各种钱财管理得非常好”。成功经验也是“能者为师”。李先念不仅向书本和专家学习，还特别注重向下级学习。凡是遇到搞不懂的问题，他就抓紧时间向别人请教，不管对方是什么级别的干部，他都要向人家讨教明白，积极采纳正确主张。可见，善做学生者明，集思广益者智。
“能者为师”是种优良传统和良好学风。比如孔子不远千里，拜访苌弘求教音乐问题；李时珍拜樵夫为师，努力搜求民间验方。故而唐代韩愈在《师说》中告诉人们：“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无论是道德境界越来越高，还是干事本领越来越大，关键都在这里。
公元1079年，苏轼任湖州知州时曾专门向种田能手蔡福求教。蔡福紧张得如坐针毡，苏轼也显得手足无措。蔡福壮起胆子问：“你为何也紧张？”苏轼答：“我只懂诗文，见到种田高手怎能不紧张？蔡福放松下来，打开了话匣子。”“苏轼式紧张”实际上是初学心态和担当意识外显。敬畏能者，心中有责，方能以虔诚状态当“学生”。谦虚使人进步，所有令人称道的创新创造和业绩皆由“能者为师”而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