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冰
在长江的数百条支流中，秦淮河小到排不上号，它的长度约110公里，流域面积约2630平方公里。然而，在长江文明的浪潮中，秦淮河却是一颗耀眼的明珠，它孕育了中国四大古都中唯一的江南古都南京，被南京人亲切地称为母亲河，甚至被誉为“中华第一历史文化名河”。此前，为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两国联合发行一组两枚邮票，由法国著名邮票设计师创作，画面表现的就是巴黎塞纳河和南京秦淮河。
壹
秦淮河古名龙藏浦，“浦”是吴地人对河的称谓，汉代称淮、小江，唐代始得名秦淮。它有两个源头。东源句容河，来自宁镇山脉的宝华山，经江宁湖熟，到方山埭西北村与南源合流。南源溧水河，来自横山山脉的东庐山，经禄口、秣陵与东源汇合，成为秦淮干流，经方山西侧北行，过东山，在七桥瓮附近西折，进入南京城区，穿城而过，汇入长江。
秦淮河下游的流域变化比较大。1983年通过地质钻探，发现了埋藏在地表之下的秦淮河古河道，从当年绘制的“古河道位置示意图”上可以看出，距今两三万年前，南京地区水域的分布远远大于现代。长江东岸大致在今城西的外秦淮河一线。数百米宽的秦淮河由东南而来，在今城南赤石矶以北入城，一支西行，从凤台山与石头山（今清凉山）之间汇入长江；一支北行，浩浩汤汤纵贯南京城区，从鸡笼山和覆舟山之间的垭口穿出，折向西北，在狮子山东侧进入长江。也就是说，玄武湖（古桑泊）与金川河都曾是秦淮河入江水道的一部分。
距今三千多年前，北行的秦淮河干流在鸡笼山、覆舟山一线被阻断，山南河道消失，山北渐形成玄武湖和金川河流域。西行的秦淮河所携带的泥沙，一方面在今天的主城区南部，水西门、新街口、浮桥、逸仙桥、瑞金新村、通济门一线以南，逐渐形成秦淮河河谷平原，一方面在受到江水顶托的入江口形成洲渚，即后来大名鼎鼎的白鹭洲。
六朝时秦淮河下游仍宽达百余米，赤石矶下的娄湖可以操练水军。杨吴徐知诰建金陵城，在东门南侧设上水门（今东水关），对秦淮河实行分流与管束，进入城内的一支，西南流至南门（今中华门）内，转折向西北，从下水门（今西水关）出城，汇入长江，也就是后世的“十里秦淮”；另一支则被引入城墙外新开的河道南行，随城墙转折向西，过南门（今中华门）直入长江，成为南唐都城东垣南段及南垣的护濠，也就是最初的外秦淮河。北宋时期气候极寒，长江水位下降，江中诸多洲渚逐渐连片成陆，致长江岸线西移，李白诗中“二水中分白鹭洲”的景致不再。元、明之际，原近岸夹江成为外秦淮河道。内秦淮出西水关后汇入外秦淮，北行至龙江关（今下关）入江。
贰
“大江东去”，万里长江自西向东是大趋势。但是在苏皖交界一带，江流被江南山势阻遏，由西南折向东北，直到南京城北下关附近，才转折再向东行，形成了一个“厂”字形的大曲折。所以江南地区又被称为“江左”“江东”。诞生于秦淮河与长江交汇处的古都南京，恰好被环抱在这个曲折之中，正符合美国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的理论：城市首先出现在大河流域，是一个世界性的规律。
秦淮河被誉为南京的母亲河，世世代代滋养着这一片土地，哺育南京先民繁衍生息，提供城市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手工业生产原料，并成为交通与商业贸易的重要航道。东吴孙权定都建业（今南京），赤乌八年于句容河开凿破岗渎，使秦淮河与江南运河相衔接，以保障六朝都城与太湖流域吴、会地区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同时也促进了秦淮河上游和中游地区的安定繁荣。明太祖洪武年间开凿胭脂河，连接秦淮河与石臼湖，以沟通南京与两浙地区的漕运，至今还留下了天生桥的奇观。两千多年来，秦淮河与南京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
秦淮河也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摇篮之一。当代考古发掘与研究告诉我们，江南吴文化的源头，是南京的北阴阳营文化，而其直接承袭的母体则是湖熟文化。南京地区的土著文化，称为湖熟文化或更为准确，而南京先民，也可以称之为湖熟人。
20世纪50年代，在城中鼓楼冈西侧的一个椭圆形台地上，发现了新石器时期的北阴阳营文化遗址，长约150米，宽约100米，考古发掘时还高出平地约7米。在大约一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有厚约4米的文化层堆积：表土层下面，自上而下分为3个文化层，第一层属湖熟文化；第二层距今约38003500年，相当于中原商代早期；遗址的主要部分是第三层，属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堆积。这证明在长达3000年的岁月里，几度有人类在此地生活。先民们趋利避害，在秦淮河畔的二级台地上定居，一是生活用水和鱼、蚌等食物容易取得，二是在附近较低一级的台地上种植农作物，排水、浇灌都方便，三是水上交通便利。而高居台地之上，又可以避免水淹之灾，满足安全需要。由此逐渐形成的村庄秩序产生的稳定性，家园保护作用带来的安全感，人力与自然力的相对统一，正是人们依恋故园、旧居的原因。今人所谓乡愁，其深刻的心理渊源也在于此。
湖熟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土著青铜文化，由于湖熟文化区正当南北交汇、东西融合之地，可以明显看出其不仅受到中原商、周文化影响，而且受到北方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东方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及西方楚文化的影响。也就是说，湖熟文化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兼容并蓄的文化形态。湖熟文化后期孕育滋生了吴文化，换个角度说，吴文化，就是受中原文化影响更为深刻、青铜文化臻于光辉的湖熟文化。
叁
秦淮河直接影响着南京的城市建设与发展。
秦淮河入江口的白鹭洲，与长江东岸之间形成夹江，南、北两端都与长江干流相通，成为长江下游的良港。3700年前湖熟人即已在此生活，3100年前在夹江南端台地上建造长干古城，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湖熟文化遗存，也是南京建城史的开端。公元前472年，越灭吴后承袭长干古城的越城，长期被视为南京建城史之始。公元前333年，楚大败越，建金陵邑，是南京主城区最早的行政建置，其地则在夹江北端石头山。这两座最初的城池，都与秦淮河入江口密切相关，同样承载着“扼江控淮”的作用，也都具有入淮出江的交通便利。这既是当时因地理形势和军事需要作出的明智选择，又成为未来都市发展的基点。
东吴定都建业，首开南京建都史，孙权明确说过，他就是看中了“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操练水军。东吴在金陵邑遗址建造的石头城，延续六朝，始终是卫护都城的军事重地和副政治中心。六朝台城四面环水，都城始终未筑城墙，宽逾百米的秦淮河及其支流，不但是有效的城市屏障，也是民生水源、交通干线、商市中心。
秦淮河南岸的长干古城周边，逐渐形成稠密的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区和繁华的商业区，也就是后世蜚声天下的长干里，孕育出南京最初的市民文化。《殷芸小说》中那个“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故事，其实说的是建康（今南京）。建康的西州城、东府城，都是扬州的州治。
南唐定都金陵，都城范围南越秦淮，将秦淮河下游两岸的繁华商市区和稠密居民区包容在城墙之内，初步形成了政治、经济、军事相结合的城、市统一体。对于包入城内的“十里秦淮”，则巧妙利用其自然曲折，将东门、南门、龙光西门三座城门设置在相应的空间节点上，使其不但成为金陵城中最重要的水源，也成为串联三门的便捷交通干道。这充分证明了秦淮河水系对金陵城格局、方位的决定性影响。到明初建都，都城的再一次大幅度跨越式发展，正是以金陵城为基点的。
肆
秦淮河入江口，长干古城与石头城之间的夹江，早在六朝时期，已成为名动天下的良港石头津，曾停泊舟船万艘。由此启航的船队，不仅航行于大江上下，而且“直挂云帆济沧海”。公元226年，东吴“南宣国化”，经历和了解到的国家共有一百多个。这是中国第一次派专使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加强对外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其意义不亚于汉代张骞、班超通西域。
东晋南朝常有船队从石头津出发，南至海南岛和东南亚、南洋诸国，北至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和日本进行贸易。
中国四大古都中，唯独南京具有海洋文化因子。这一传统虽在王朝实施禁海政策时会受阻，但藕断丝不断。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即展开“宣德化以柔远人”的和平外交活动，连续派出外交使团出访日本、高丽、安南等三十六国。朱棣登基后，自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的二十八年间，由郑和统领的庞大外交使团，组成史无前例的远洋船队，由秦淮河畔始发，七下西洋，远航十余万里，到访三十余国，成为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件壮举。作为这一壮举决策地、造船地与始发地的南京，遂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汇点。
南京丝织业源远流长，与苏州、杭州一样是中国特种锦缎的重要生产地。尤其是肇始于元、成熟于明、昌盛于清的云锦，堪称丝织的最高技艺，一度成为南京的支柱产业，直接、间接的从业者不下十万人，销售地区遍及全国。南京的经济文化繁荣离不开云锦，南京的丝织业也以云锦的璀璨而登峰造极。
鸦片战争后，主张“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思想家魏源，定居秦淮河支流乌龙潭畔，编纂成百卷《海国图志》，影响了自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几代人。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试验场，秦淮河入江口的下关地区，开商埠，通邮电，修铁路，建码头，率先进入现代城区，同样显示出南京人的开拓与进取精神。
1890年，为培养海军人才创立江南水师学堂，设驾驶、管轮两科。这所学校最有名的学生是鲁迅和周作人，南京是他们接受新教育、新文化的起点，也是他们留学日本、走向世界的起点。
1901年，清廷下令各省督抚学政“切实通筹认真举办大学堂”以推行新式教育，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第一次会奏变法事宜疏，已大致勾勒出小学、中学、大学循序渐进的现代教育雏形，并提出兴办师范学堂以解决新式教育所遭遇的师资匮乏等问题。次年底，张之洞筹设三江师范学堂，后更名两江师范学堂，是今天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名校的源头。1910年举办的南洋劝业会则是中国第一次世界博览会。
伍
城市既是文化发展的产物，又成为文化发展的外在环境。城市文化，就在城与人的相互作用中日积月累，丰富繁荣。秦淮河孕育滋养的南京城，从六朝建都开始，就形成了一种兼容并蓄的学术氛围。文人的个性得以自由发挥，创造力被激发，因而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文化成果，举世瞩目。
六朝时期，在南京诞生了中国第一部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第一部诗歌理论批评专著《诗品》、第一部绘画理论专著《画品》、第一部诗文总集《昭明文选》、第一部志人小说集《世说新语》、第一部儿童启蒙读物《千字文》。其时从朝廷官学的设立，到民间私学的兴盛，都为人才培养创造了有利条件。南朝宋国子学中分设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馆，各按专业招生。“四学并建”是我国乃至世界最早的分科大学雏形。
南京的史学成就也很高，被列为正史的二十四史中，有《后汉书》《宋书》《南齐书》三部产生于六朝南京。此后南宋官修的《景定建康志》，在体裁、结构、章法等方面皆有所创新，地方志体例由此而定型。
南唐后主李煜多才艺，尤其在词学上的造诣非同凡响，被后世奉为“百代词人之祖”。王国维曾断言：“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东晋王羲之被奉为“书圣”，顾恺之被称为“三绝”。南唐时期人物画、花鸟画都出现崭新面貌。南唐画院作为一种艺术组织和管理体制，也为此后历代王朝所承续。
凡此种种，可以说，南京是一个创立文化规范的地方。
明朝永乐年间在南京编纂的《永乐大典》，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
南京自宋代即成为重要的图书集散地，明代更与杭州、建阳并称全国三大出版中心。尤其是万历以降，金陵派雕版技艺臻于高峰，雕版印刷质量在全国名列前茅。中国文化史上的许多重要经典，都是在南京刊刻成书。《萝轩变古笺谱》《十竹斋笺谱》所采用的饾版、拱花技法，达到传统水印木刻的巅峰，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套版彩印技术。《十竹斋画谱》《芥子园画谱》则是学习中国画的必读之书。南京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自六朝奠定，由唐、宋而明、清，“天下文枢”，代有建树。
明景泰年间将贡院迁到秦淮河畔夫子庙东侧，此地遂成为全国重要的科举中心，经明、清两代不断扩建，江南贡院最终拥有号舍两万多间，占地面积近三十万平方米，其规模之大居全国各省贡院之首，而科举成绩也居全国之首。现江苏、安徽、上海地区的考生都要到江南贡院应考，每届应考者多达两万人，常在南京逗留数月。他们的衣食住行，游学交际，方方面面的需求，促成了十里秦淮两岸的繁华。吴敬梓以一句富于诗意的语言作了概括：“金陵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云锦与科举，共同孕育出的最高文化成果，无疑是《红楼梦》。此外还有反映明清之交史事的《桃花扇》，揭露科举弊端陋习的《儒林外史》。
陆
自东吴肇建，每隔几百年就有新朝代在南京崛起，体现出一种顽强的生命力，或者说一种再生能力。在历史长河中，像南京这样能够不断复兴的都市，很难找到类比。
更重要的是，南京的每一次复兴，其意义远不止于一座城市的复兴，而是为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复兴，提供一个坚实的基地。南京的几个建都时期，都是中国社会面临大动乱、大分裂，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文明传承遭遇断裂的危险。六朝时期，南北对峙，北方战乱不断，而在南京建都的东晋南朝，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繁荣，思想活跃，文化艺术、科学技术都得到长足的发展。五代十国时期形势与此相类似，建都南京的南唐是其中国土最大、实力最强、文化成就最高的一个。元朝后期，一方面军阀混战，一方面农民起义群雄逐鹿，最后是以南京为基地的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可以说，在中华文明史上，南京这个都市，有着存亡续绝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在广袤的中华国土上，南京这个城市一次又一次被选中，不会是偶然的。而究其原因，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多种说法，各有道理。从城市文化的角度而言，南京从湖熟文化时期即已显现的兼容并蓄、多元共生特色，不容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