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邹伟 祝东秀 通讯员 马运永 焦惠敏 朱丽娜
编者按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苏时强调，要注意用好用活丰富的党史资源，使之成为激励人民不断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南京是红色之城、英雄之城。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南京市委领导下，约有2000名中共南京地下党员冒着随时可能牺牲的危险，隐秘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为南京解放作出伟大贡献。
今天是南京解放75周年的日子。即日起，南京报业传媒集团联合市委党史办、市档案馆，推出“隐秘而伟大——南京解放前夕的中共地下党员”系列报道，努力追寻和还原他们的战斗和生活轨迹，挖掘和弘扬其中蕴含的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南京新实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磅礴力量。
“男儿一世重横行，巾帼岂无翻海鲸？欲得虎儿须入穴，如今虎穴是南京！”
1946年4月，陈修良奉命从解放区潜入南京，成立中共南京市委，任市委书记。临别之际，丈夫沙文汉写下这首诗赠给陈修良，以壮其行。
解放战争期间，巾帼不让须眉的陈修良果然如诗中所言，凭着过人胆识和智慧，深入饿虎之蹊，虎口拔牙。
深入虎穴“谍战”南京
姓名：程兰如；业别：家务；户主姓名：柏焱……近日，记者在市档案馆看到一张南京解放前夕的居民户籍卡，卡上的“程兰如”就是陈修良当时的化名。
陈修良被党中央派往南京时，此前已有数位市委领导壮烈牺牲。但陈修良还是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毅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陈修良潜入南京后，考虑到国民党要查户口，就迁入中共南京地下党员柏焱和柯秀珍家里。陈修良后来在文章中回忆道：“他们有一个婴儿，我就算是他们的‘姑妈’。我出门寻人，经常走小巷子，转弯抹角地绕圈子，下雨天带伞，夏天戴黑眼镜，从不进电影院、商场、旅馆、茶楼、酒肆、公园、游乐场所。”柏焱夫妇口中的“姑妈”，谁都不知道是什么人，更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弱女子，竟在南京掀起惊涛骇浪。
解放战争期间，陈修良领导下的中共南京市委相继建立学生、工人、小教、公务员、文化、警员、银钱业、店员、中教9个工作委员会和情报、策反系统，并在镇江、芜湖、宣城等地区建立了1个工委和几个支部。地下党员也发展到2000人左右，分布于国民党党、政、军和各行各业中。
海陆空军反戈一击
陈修良到南京上任后，根据华中分局指示，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整顿严密组织、加强统一领导、发展党的组织，改进工作方法、完善斗争策略等，并组织发动了著名的“五二〇运动”。
1948年9月，中共中央上海局要求中共南京市委“积极进行策反工作”，争取更多国民党进步人士，共同迎接解放。
根据上级指示，中共南京市委积极加紧对国民党海陆空三军人员和部队进行策反。首先起义的是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的中尉飞行员俞渤和他的机组驾驶的B-24型轰炸机。
1948年12月16日晚，南京大校场机场，一架机号为514的B-24型轰炸机，飞向石家庄解放区。这次空军起义极大地震慑了反动当局，也鼓舞带动了此后更多的飞行员驾机起义飞赴解放区。
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海军最先进的军舰——“重庆号”巡洋舰，在舰长邓兆祥的指挥下，满载574名官兵，闯过狙击海区，胜利抵达解放区的烟台港。
1949年3月24日，国民党第九十七师，在师长王晏清率领下，举义过江。
此后，陈修良等人策动江宁要塞、431电台起义。这些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就像几把利剑刺进敌人心脏，加速了对国民党军队的防御瓦解，加速了南京解放的进程。
里应外合解放南京
1949年4月，随着人民解放军渡江日期临近，陈修良也接到一个紧急任务：帮助人民解放军筹集渡江船只。
当年3月，国民党政府宣布“封江”后，将长江上的大小船只全部赶进了内河，人民解放军在江北已很难找到船只。
4月23日，南京下关电厂立即将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运煤船“京电号”开向北岸。与此同时，机务段轮渡所工人也将保存下来的“凌平号”拖轮及可载二三百人的趸船开出，迎接解放军渡江。
24日拂晓，水上警察局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把国民党军队赶进三汊河的8艘巡艇开出，并拖着民船乘风破浪向江北疾驶，后来又组织木帆船、小划子、大小轮船等加入接运解放军的行列。
4月24日早晨，陈修良坐上接收过来的吉普车，开到35军军部。35军政委何克希见到陈修良后，高兴得跳了起来，两个人连声说：“我们会师了！”同在现场的陈士榘多年以后回忆起陈修良，在文章中写道：“她大约30多岁，双目炯炯，英姿焕发。……她紧紧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道：‘陈司令员，总算把你们盼来了！’”
人物小传
陈修良（1907—1998），女，曾用名陈秀霞、程兰如、陈逸仙、陈逸等，浙江宁波人。
1925年在宁波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参加声援五卅运动宣传活动，任女师学生自治会会长，领导学生运动。
1926 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任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部长向警予秘书。
1927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11月，受组织委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0年7月回国，不久，担任全国赤色海员总工会秘书，参加《赤海报》的编辑工作，因叛徒出卖受到追捕。
1933年2月，与丈夫沙文汉一同逃亡日本，不久与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接上关系。1935年10月回国。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历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委书记、《新华报》总编辑、中共华中局党校总支副书记、华中建设大学财经系副主任兼支部书记等。
1945年10月任中共华中分局城工部南京工作部部长。
1946年4月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领导市委全面工作，并单独领导情报、策反工作。
1948年5月至7月，赴香港参加中共上海局秘密举办的干部训练班，组织领导南京干部的学习工作。
南京解放后，历任中共南京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妇女委员会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基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顾问等职。
1987年离休。
1998年在上海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