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淌了2500多年的胥河，沟通着水阳江水系和太湖水系。近日，胥河综合治理大幕全面拉开，再次引发人们对这条古老河道的关注。从我国最早的人工运河之一，到当下成为从芜湖入江口至上海的水上“沪宁高速”，位于南京高淳至溧阳的胥河一直在为苏皖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作出卓绝贡献。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条复杂、绵长而多样的航道，又将如何讲述中华文明从初生、演化到繁荣、传承的生动故事？
壹 地处“吴头楚尾”，是中国最早的人工运河之一
古往今来，人类逐水而居，文明伴水而生。江南密布的水网，更是催生了相互关联的社会经济结构与城镇体系。
“公辅以为伍堰者，自春秋时，吴王阖闾用伍子胥之谋伐楚，始创此河，以为漕运，春冬载二百石舟，而东则通太湖，西则入长江，自后相传，未始有废。”北宋水利学家单锷在《吴中水利书》中记载了他与钱公辅谈论“伍堰”对于防守金陵的作用，“伍堰”是胥河的另一名称，而“伍堰”即为春秋时期伍子胥开挖。
南京城市文化研究会会长卢海鸣研究南京运河多年，著有《南京历代运河》一书。卢海鸣介绍，其时，南京地处“吴头楚尾”，吴国、越国、楚国三国争战不休，吴国依托自然环境优势，开凿了多条用于军事、运输、灌溉和防洪等的水道。在此之前，原为固城、丹阳、石臼三湖环抱的古丹阳湖，更是成就了此处绝佳地理优势。与此同时，沿河道形成的农业灌溉区，又为吴国西拓军事重地提供了后勤保障。
公元前506年，伍子胥为报杀父杀兄之仇，说服吴王阖闾讨伐楚国。出于军事攻伐的目的，凿通胥河，方便吴国军队和物资从太湖流域直接到达芜湖段长江，进而快速地攻打楚国。胥河开通后，吴国6万水军由太湖出发，沿着胥河悄悄西进，最后突然出现在巢湖楚军面前，结果五战五捷，攻破楚都郢。
全长近32公里的胥河，是中国现有记载最早的人工运河。作为太湖平原沟通长江中游和皖南水系的交通要道，它支撑了苏皖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并为南京都市圈与环太湖城镇群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支撑。“胥河的开凿，主观上是出于军事需要，客观上却对南京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奠定了南京与不久后开凿的江南运河（京杭大运河中的一段）相互联系的基础。”卢海鸣表示。
贰 一度遭遇淤塞，见证了历代航运兴衰史
胥河自建成后就成为一条重要内河航线，至今仍是连通水阳江与太湖水系的黄金水道，为芜申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航运作用，它还兼具行洪、排涝、引水、灌溉等多种功能。但在历史上，胥河却一度淤塞，经历了多次疏浚。
胥河初通时为季节性河流，不能全年通航，后经历代疏浚、唐代修筑五堰、宋代改筑东坝、下坝，胥河逐渐成为稳定的航运河道，但在元代时，河流一度淤塞。明初定都南京，胥河水道航运业快速得到恢复，并达到顶峰。
其时，为避免由江南运河到京口后，再经过长江逆流而上到南京的风涛之险，太湖流域和浙东的粮食等物资即由荆溪（宜兴）至胥河，经过东坝，再西行，通过水阳江到芜湖，然后顺长江而下转运至南京。洪武二十六年（1393），在重新疏浚胥河后，朱元璋又下令开凿胭脂河，以连接石臼湖与秦淮河之间的水路，使胥河航运可以直达南京，实现江浙漕粮经太湖—荆溪—胥河—固城湖—石臼湖—胭脂河—秦淮河，最后至南京漕运水路的全线贯通。
明都城迁至北京后，江浙漕船改由镇江渡江北上，胥河逐渐失去原来的地位，慢慢走向萧条，高淳境内诸湖水不复东行。直至1958年，当地政府拆除东坝引水东下，并建副坝、涵洞和茅东进水闸及闸上下引水干渠等，胥河流域中段才重新恢复生机。
“东坝被拆时，在坝基出土重达百余斤的铁质虾爬虫镇坝物，还有重达千余斤的铁质镇坝牛。”据卢海鸣介绍，二十世纪80年代初，为了恢复太湖流域、秦淮河流域和青弋江、水阳江流域的航运，缩短绕道长江的航程，发展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的航运，振兴南京市南部地区的经济，减轻京杭大运河苏南段及沪宁铁路的压力，胥河再次进行升级，包括拆除妨碍航行的闸坝，修建集防洪、灌溉、排水、通航于一体的下坝船闸等。这意味着，延续了2500多年的古老运河再次回归，并迎来了从芜湖入江口至上海水上“沪宁高速”的又一次复兴。
叁 文化遗存丰富
曾发掘出大名鼎鼎的《校官碑》
如今的胥河，河水洁净，河岸整洁，河中不时有巨大的货轮驶过，古老胥河的时代价值正不断得到探掘。正如卢海鸣所说，“胥河拥有很高的历史、科学、水利、交通、经济、文化等多重价值。”
胥河沿线有东坝古镇、淳溪古镇、固城遗址等文化遗存的分布。在长干古城未被发现之前，固城一度是南京在长江以南建立的最早的一座城邑，比越国的越城早69年，比楚国的金陵邑早208年，其遗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卢海鸣介绍，固城因建于濑水之渚，即水中间的小块陆地而得名；又因城池有内外两重，异常坚固，故名固城。固城最初由吴国所筑，后为楚国占领，所以又称“楚王城”。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派伍子胥领兵伐楚，焚固城宫殿，逾月不破，最终在一场大火中沦为废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固城遗址区域多次出土西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物，包括编钟、鼎、戈、剑等青铜器，原始青瓷器，几何印纹陶、瓦当、砖以及楚国的钱币郢爰等。“其周围曾经发现过140余座商周时期的土墩墓，附近还有湖熟文化遗址的分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固城遗址还出土了《汉溧阳长潘乾校官碑》。汉代在春秋时期的固城旧址上重建城池，作为溧阳县治所在地。南宋绍兴年间，溧水县尉喻仲远在固城湖滨发现汉灵帝光和四年（181）的《校官碑》，通篇以隶书刻就，是江苏地区发现的最早碑刻，也是江苏发现的唯一一块汉碑，主要颂扬潘乾其人对南京地区社会教育事业发展作出的贡献。该碑上端为三角形，下方是长方形，颇具神圣意味，被视为“南朝气韵”的先声。该碑现藏于南京博物院，并入选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
此外，胥河河底遗存也颇为惊人。据《高淳文脉探幽》记载，在修筑下坝船闸的过程中，将河床中沉积厚度约6米的淤泥抽干后，暴露出古代胥河的河床。“古河道呈倒梯形，上河谷宽约77米……河床遗物，见陶瓶、残陶片、瓷片等分别在淤泥下层、古河床之上。其中完整器物有小陶瓶，占遗物比例的多数。陶瓶器形为尖底、鼓腹、束颈、小口，高约20厘米至30厘米。陶质火候较高，一般无釉，胎呈红褐色，为民窑烧制，鉴定为明代盛水器物……”
肆 非遗焕发活力，东坝大马灯从田野走向央视舞台
除了丰富的文化遗存，胥河沿线还有东坝大马灯、定埠跳五猖、伍子胥传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堪称人类宝贵的文化廊道与文化景观” 。
“东嘶海月马蹄疾，坝锁江潮灯影长。马如龙五花八骏，灯衬月一刻千金。”东坝大马灯起源于唐朝，盛行于明清，被誉为“江南一绝”，东坝镇正是其诞生地。其时，东坝是太湖流域重镇，在明清时期有“七省通衢”之称，到明朝末年更是依靠胥河航运成为粮食集散基地。由于接触南北人员密集，当地便逐渐形成热情好客的文明乡风。历史上，东坝每年农历三月、五月、七月都会举办庙会。
据卢海鸣介绍，东坝大马灯是模仿真马造型的民间舞蹈，表演人员多为当地村民，年龄不等，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下至七八岁的孩童，都可以表演。其舞蹈风格也颇为独特，表演时只见“马”，不见演员，通过演员的控制，充分展示出马昂首、举蹄、展身、奔腾等动作，惟妙惟肖，极富观赏性。大马灯表演的阵法也富有变化，比如在表演三国故事时，7名小演员分别扮演刘备、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等人物，他们身披战袍，手拿刀枪剑戟，在鼓乐声中，跃马出征，令旗指处，阵法不断变化，由跑单穿、双穿、布阵列队、信马由缰，到围阵对敌，再现了三国英雄人物出征的恢宏气势。
东坝大马灯经千年传承至今，以其独具特色的表演获得了不少荣誉。2008年，东坝大马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从乡村田野到央视舞台，再到校园课堂，这项传统民间艺术正在一代代东坝人的匠心传承下，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
伍 构建新文化空间，让胥河流域走向“活态传承”
胥河是古代运河体系中的重要一脉，是中华文明发展的见证者。随着胥河进行综合治理大幕全面拉开，后续它将如何更好地发挥通航、行洪等一系列重要功能？焕然一新的胥河，无疑值得期待。
业内专家认为，尽管随着高速公路和高铁网络的搭建，水运系统占交通运输的比例已大幅下降，但水路运输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比如2008年南方雪灾导致长三角公路和铁路严重受阻，大量物流保障只能依赖不封冻的河流，当时即使是最低等级的七级航道也发挥了重要的应急作用。由此可见，在平时，水路运输虽然不如公路和铁路高效，但在战备或者灾后重建中反而可能成为最重要的保障通道。
此外，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小城市与乡村之间、乡村与乡村之间的短途散货物流正成为新的刚需。芜申运河一方面能够通行集装箱货船，另一方面也保留了为散户服务的港口和埠头，符合当前乡村振兴发展的需求。这对芜申运河的前身——胥河来说，都是难得的机遇。
东南大学副教授汪艳在《胥河流域历史文化空间变迁与发展研究》中指出，胥河流域的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它联通上海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与长江、江南运河共同形成贯通大苏南地区水网的3条主轴，这3条主轴承担功能各不相同但关系密切，支撑了一系列沿江城市共同腹地的发展。其二，它是古代苏南城市化的重要依托，是吴楚越文化交流的关键性通道。其三，它是“江南景观”的重要保留地，展现和讲述中华文明“江南故事”的历史文化空间。
汪艳认为，在新的区域城乡空间大格局框架下，需要建立新的历史文化空间体系，这样才能在多种空间尺度上更好地讲述中华文明从初始到兴盛的故事，在祖国大地上更加清晰地书写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共同发展的复杂而辉煌的历史。胥河自古至今见证了开放多元、连续稳定的文化发展历程，有必要成为太湖—长江历史文化片区城乡一体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