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一鸣
运河是人们为了航运人工挖凿出的航道，就其工程量来说，一般都很大，尤其在工程技术水平相对不高的古代，这便注定了历代运河的开凿多为国家行为——大国行为——一般小国那是想也白想，甚至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
强盛的国力并不仅仅指国家的经济实力，还指科学技术，至少是工程技术，也要与前者一样达到较高水平，因为运河的开凿事实上还是个技术活。
在《国运之河》（诸荣会著，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作者就详细介绍了灵渠开凿过程中最难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如何将凿成的那河水“端平”。
生活中要将“一碗水端平”有时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海洋河与大溶江是两条河流，二者原本有着六七米的落差，如何让凿成的灵渠水平，自然更不容易。而这一切的实现，是在没有现代测量技术条件下的2000多年前，其工程设计和施工水平堪称巧妙。
作者在《大运河甩不掉的城市》一文中讲述了南京这座城市与大运河之间血脉相连的关系。
在中国的古运河中，若就其特殊性和艰难性来说，破岗渎和胭脂河都在数一数二之列。六朝时开凿的破岗渎，是当时联系京都建业(今南京市)与太湖流域的重要航道，作者写道：“‘破岗渎’之‘破岗’有点名不副实，‘翻山越岭’似乎倒名副其实。”自然界水往低处流，水如何能“翻山越岭”——还要载着船只“翻山越岭”？作者通过实地考察，发现了古人解决这一问题的惊人智慧，在书中作了具体介绍和令人信服的论述，证明南京这座城市所做的努力——努力以自己的方式对接大运河。
自然界大小不同的河流存在于大地上，无论是其位置，还是大小，抑或流向等，都是有着自然合理性的；而自然界中那些没有河流到达的地方，或者说那些没有产生河流的地方，其“没有”也是有着自然合理性的，人力非得在这种本没有和不该有河流的地方开凿运河，本质上是对自然合理性的一种背逆。然而，水流的自然规律，即其“向低处流”的规律，是其自身永远也不会改变的；那么，如何在尊重和遵守水的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将本质上反自然的运河尽量融入自然河流的水系，使它不被自然“排异”，从而使生命尽量长久，这个问题便既属于技术的，也属于文化的了。
作者还将运河的开凿和长城的修建进行了一番比较：“较之于建造翻山越岭的长城，开凿翻山越岭的运河显然不只凭意志和勤劳，更需要想象和智慧。”
运河的开凿是为了航运，为了航运的便利，河道自然应尽量平缓，即河道选址时要尽量选择在小落差甚至无落差地域。但是，在如此地域上凿成的运河，河水流速缓慢，可能成为一河死水。如何在运河正面效益与负面影响之间、实际寿命与航运效能之间寻得平衡，让众多运河设计者绞尽脑汁。《东向的宿命》《此鸿沟彼鸿沟》《弃与被弃的因果》《隐喻和悖论》等文章都是在说运河，但未尝不也同时在说治国，如此叙述突破了当下众多书写运河书籍多在航运语境中的局限，《国运之河》一书也被江苏省委宣传部列为“江苏省2022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我想，“让古运河重生”就是对运河精神进行传承，那是面对困难而不屈服于困难的奋斗精神，接受挑战并且能战胜挑战的创造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