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云青
我省近日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对接工作的意见》，明确了诉与非诉融合对接、矛盾纠纷联调联处、律师调解、诉讼与仲裁工作协调、诉前调解案件情况反馈等10项对接机制，提升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整体合力和综合效应。
凡有社会关系存在，难免出现矛盾纠纷。矛盾纠纷越往后拖，积累的风险越大，解决的难度越大，耗费的成本越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为此，国家不仅要提供一整套多元化、立体式的纠纷化解途径和体系，更应关注纠纷更深层次的源头治理问题，即加强诉源治理，从根源上减少或避免矛盾纠纷的发生。这也是新时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人们的权利意识增强，各类利益关系相互交织，诉讼案件数量大幅增长。然而，一来司法资源相对有限；二来，法治社会固然是法律规则之治，但并不意味着必须由司法去承担所有的纠纷解决职能，也决不是靠司法“单兵突进”就能实现。群众去法院打官司，经常被引导采用非诉讼渠道解决矛盾纠纷。法官、调解员和双方当事人坐在一起，摆事实、讲道理、断是非，推动达成调解协议，这是诉源治理的重要内容。诉源治理致力于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它有针对性地回应了群众反映强烈的诉讼耗时长、花费高等问题，能够及时、高效、便捷地化解矛盾纠纷，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推进诉与非诉纠纷解决方式对接的意义就在于此。
更进一步说，当下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代表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采取“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于“定分止争”大有可为。下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先手棋”，关键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强调关口前移、源头预防，联调联动、多元化解，疏解引导、培育心态，探索创造更多依靠基层、发动群众、就地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途径和办法，实现预防化解工作常态化、长效化。
这几年，南京在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特别是诉源治理上有不少探索。栖霞区仙林街道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经验做法，被中组部作为新时代“枫桥经验”城市版在全国推广；江宁区将法治观察员制度嵌入“援法议事”活动，并建立全省第一家人民调解学院。这些都是立足于预防层面的创新之举，努力把矛盾纠纷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化解在萌芽状态。
基层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我们期待诉源治理更加高质高效、发挥更大作用，“诉源”进一步“溯源”，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将矛盾消解于未然，将风险化解于无形，更好地实现公正与效率有机统一，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