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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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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飞宇:小说家要带着问题去生活

日期: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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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第A12版:读书周刊       上一篇    下一篇

  9月19日下午,《毕飞宇短篇小说集》首发暨分享会在南京大学杜厦图书馆报告厅举行。在与主持人董子琪的对谈中,毕飞宇讲述了自己的短篇小说观,他的写作经历,以及与年轻人之间的代际差异。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一

  《毕飞宇短篇小说集》收录了毕飞宇1993年~2017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完整呈现其发轫期到成熟期,从先锋文学探索到日常现实书写的创作历程,《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庄》《怀念妹妹小青》等经典名篇全部收录其中。

  毕飞宇笔下大都是处于时代洪流中的平凡小人物,从闭塞的水乡到扰攘的都市,小说人物覆盖了诸多鲜活群体:渴望关爱的留守儿童,格格不入的下乡知青,局促敏感的新城市人,困于爱情和生计的打工人……毕飞宇将普通人对爱、尊严与理想的渴求,在这些渺小的生命身上无限放大,折射出我们每个人在社会潮流激荡中的惶惑与挣扎。

  在他的笔下,呈现了很多残酷现实。“幸福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残酷也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讲,他的心灵一定是脆弱的,对人类带着巨大同情、热爱乃至于怜悯。当看到残酷之后,他的疼痛感一定是比别人强的。”毕飞宇说。

  对于书中收录的旧作,毕飞宇表示,“作品哪有什么新和旧,哪怕是10多岁时的作品,只要它有生命力,它还活着,几十年以后它就还能出版;如果这作品很烂,再新也没有用。”“所以我告诉我自己你必须得好好写。当你把作品写到一定的地步,任何时候出都是新的。”

  在毕飞宇看来,相较于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有它的特殊性,它的写作门槛高,技术性更强。“我经常说,一个作家语言能力差一些,艺术能力差一些,一上手也可能会写出好的长篇小说。但是一个人如果一上手就能把短篇写好是很难的。”他做了个比喻,“踢一年的足球,能踢得有模有样;但打一年的乒乓球,可能打不出什么来,为什么?它太小。对手上的要求,包括你眼睛的刹那之间的分析与判断要求是极高的。”

  写短篇小说是一个道理。“比方说一个长篇,你可以写30万字,笔力不够,写得拖拉一点,写50万字、80万字都可以,而短篇小说即使放开来写,写到2万多字以后,就不能再往上写了,你再往上写它就是中篇小说了。”

  分享会上,毕飞宇讲了自己的一件“糗事”。2005年左右,他写完《平原》,计划写一组短篇小说,没想到一动笔就遭遇了“一场灾难”。“觉得开头写得差不多了,一看字数,已经15000。因为刚刚写完长篇,感觉还没发力,15000字下去了。”

  2023年,写完《欢迎来到人间》后,他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连续写了几个短篇,《打野》《阳台》《硬红冬烧饼店》等,发表在《收获》《人民文学》上。近两年的短篇小说,他计划在2027年收录出版。

  二

  在《毕飞宇短篇小说集》的附录,有一份毕飞宇短篇小说创作年表(1993~2025)。按这份年表依照时间次序阅读这部书,能看到他在近30年间的写作转变。

  在分享会上,毕飞宇与主持嘉宾谈到了《写字》这篇早期作品。这是一篇讨论父子关系的小说。毕飞宇说,他出生于1964年,在1987年大学毕业,开始写作的时候,会回望过去的生活。而在1964年到1987年之间,中国发生了很多事,他会反思,为什么其中有些部分是如此的不正常。所以他“特别渴望”把这种“畸形”表达出来,“根本目的是要给我的读者看,或者更年轻的读者看,或者给未来看。”

  在小说里,他写出了那种不正常年代里的复杂性。“为什么我的早期写作,反复去书写父子关系?因为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它首先是一个权力关系。父亲是个打猎的,想把儿子培养成一个猎手,这不是应该的吗?父亲是一个庄稼人,教儿子如何割麦子种水稻,这不是应该的吗?我的问题是,真的是应该的吗?你真的有这个权利吗?”“换句话说,父权可以抗争,‘我’是可以脱离父权的。这个问题我们甚至可以从网络语言里面看到,年轻人用一种非常厌恶的口吻发明‘爹味’这个词。其实就是告诉你,你的味道是你的味道,我得争取自己的味道。”毕飞宇说,“没有人愿意被他人塑造。在那样一个好不容易从混乱局面中挣脱出来的年代,回望过去,写出《写字》这样的作品,那是必然的。”

  而《生活在天上》这篇小说,则写于新世纪。此时,毕飞宇的写作重心已经发生转移。城市化和科技的发展给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他开始反思“现代性”。所以在小说里,他安排一个很孝顺的儿子,把他的母亲带到了城里,住在小区顶层29楼。小说通过描绘私人轿车、高档电梯、摩天豪宅等现代都市的封闭空间,营造出初入都市者感觉仿佛“生活在天上”的异化感。

  “作为一个小说家,你始终是带着问题去生活的,所以这一篇作品很自然而然就出现了。”毕飞宇说。

  作为曾经的先锋小说作家,毕飞宇在分享会上也深度剖析了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作家的关系。“魔幻现实主义从哪儿来?当欧洲人的科技来到拉美,来到一个没有科技发展的地方去,认知的落差犹如炸弹一样。”在他看来,中国也曾经历过这种时刻,改革开放后,“整个世界迎面而来”“虽然中国没有诞生爆炸文学或魔幻现实主义,但是我们的心路历程是一样的,我们的作品当中多多少少也呈现出魔幻现实主义那样的局面”。

  毕飞宇说,他看到2012年莫言的诺奖授奖词,是不高兴的。因为他觉得莫言继承了拉美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如果“请我来写,我将会写:在东方开创了魔幻现实主义的第二战场,这是我们当代中国作家的一个骄傲,因为我们有类似的文学美学特征,我们不能说没有受到拉美的影响,但即使没有,我们的作品当中也依然会有某些魔幻色彩。”

  三

  “小时候读到什么作品,打开了你写作的窗口?”主持嘉宾的这个问题是毕飞宇“最不能谈的”,因为这是他“人生永远的痛”。

  毕飞宇回忆,在他成长的那个年代,只有毛泽东、鲁迅的著作,以及他父亲抄录的中国古典的唐诗、宋词、《古文观止》可以阅读。

  毕飞宇的早年阅读史中,唐诗和宋词是他“人生里面最宝贵的第一桶金”,让他懂得语言的神奇与能量。“这是我内心第一颗文学的种子。所以我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特别喜欢注重小说的意境”;而鲁迅著作源源不断地提供给他反抗精神;西方文学的人道主义也在他内心刻下深深的印记。

  和今天的孩子的阅读经历相比,两代之间“差别是巨大的”。而谈到代际差异,毕飞宇说,他们这一代人不是读书长大的,也不是看手机长大的,而是在“物理空间”里长大的,所以是三维的;而现在的孩子,是在大小屏幕的陪伴下长大的,“他感知世界和感知生活的方式是二维的”。三维世界走出来的人,浪漫精神相对较少,但有极强的现实感;而二维空间里成长起来的人,精神更加灵动,智商更加卓越。“我跟我儿子几乎不讨论未来。我们的生活环境可能跟他的环境都不一样。我不觉得在这个点上我们可以构成对话关系。”毕飞宇说。

  “1987年,我开始写小说,决定做一个小说家,稿子一写出来就被退回来,但我从来都没绝望过。我的笔只要不停下来,你退我的稿子,你能退到哪一天?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最强烈的感觉是,只要健康允许,我就一定有未来。这和我的自信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时代的福利。”毕飞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