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窟西壁北侧唐代菩萨的原始形态资料图
2020年回归的天龙山第8窟北壁主尊佛首
此次美方返还文物中的一尊陶俑
子弹库帛书中的《攻守占》残片
2023年回归的浮雕石床前档中的一个档板
此次美方返还的古生物化石
天龙山石窟
这是9月16日在美国华盛顿拍摄的返还文物
当地时间9月16日、17日，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恐龙蛋、鱼类化石等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9月1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记者会上给出了一组数据：“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套）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
这是一份怎样的备忘录？又是一场怎样的长跑？
第17窟唐代菩萨像
这尊菩萨雕像高约80厘米，由浅灰色砂岩雕成，衣着贴体，线条流畅，双手合十，姿态优美，是典型的唐代佛教造像风格。造像的头部是后来配上的，原本的佛首至今下落不明（右图）。这尊菩萨像的身躯被盗走后，1935年到1952年在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展出，此后长期栖身于美国私人藏家的收藏室。2021年，它出现在拍卖图录上，来源一栏上写着山西省太原市天龙山石窟第17洞窟西墙。
天龙山石窟的劫难
流失海外百年的“佛像”，回家了
此次返还的文物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其中最瞩目的，是来自太原天龙山第17窟唐代菩萨像因“只有身躯是原件”而格外刺目。它看似是一次回归，实则是一份证词：流失文物之痛，不只是“少了一件”，而是被拆散的历史无法复原。
天龙山石窟位于太原市西南，始凿于北朝晚期，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持续开凿400余年。天龙山石窟现存25窟500余尊造像，尤其以唐代造像成就最高，兼具印度与中国风格，神态高雅、体态丰盈、姿态优美，形成独具辨识度的“天龙山样式”，在中国佛教雕塑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天龙山石窟的劫难，与20世纪初日本学者的考察活动有着直接关联。1918年前后，日本建筑史学者关野贞来到天龙山考察，随后常盘大定等人相继前往。1921年，关野贞在日本《国华》杂志发表考察成果，大量照片和图版使这座此前相对隐秘的石窟进入了海外收藏者的视野。此后不久，日本古董商山中定次郎经营的山中商会介入天龙山造像的收购和运输，大量佛首、菩萨像及其他石刻被切割下来运往海外。后来山中定次郎亲笔记录下那一次盗劫：“每当我带着工匠进入一个石窟，凿下一个佛首，那种喜悦，超过了得到黄金万两。”
据相关资料，1923年至1925年前后，天龙山遭到严重盗凿，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首几乎无一幸免。1928年，山中商会在大阪举行拍卖会，出现了数十件天龙山石刻造像，其中包括45件佛首，大部分以高价卖给了日本以及英美的博物馆。这只是天龙山失窃造像的一部分。据不完全统计，至少150余件流失的天龙山造像流入海外。此后，天龙山石窟几乎找不出一尊完整造像，佛首的失窃尤为严重，有人痛心地称之为“无头的石窟”。
值得注意的是，盗凿者的切割策略。山中商会为求利益最大化，将原本完整的造像头部砍下、肢解销售，使得今天存世的绝大多数天龙山造像都处于身首分离或肢体残缺的状态。
佛身归来，为后续追索提供核心证据
百年之后，天龙山造像已经成为全球多家重要博物馆收藏体系的一部分。粗略统计，流失海外的天龙山文物分布于世界40余家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以美国、日本收藏较多。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根津美术馆等机构，都可以看到天龙山造像或残件。
天龙山造像的流散史，并不只是一些数字，实际上形成了一张遍布世界的收藏地图。一些造像可以确认来自具体窟室，另一些则因为早期交易记录缺失，已经很难准确追溯。如今，人们开始努力让天龙山佛像“回家”。
2020年9月，日本一家拍卖行准备拍卖一尊唐代天龙山石雕佛头。经专家鉴定和历史照片比对，确认是天龙山第8窟北壁主尊佛首，在1924年前后被盗。国家文物局启动追索机制，要求撤拍，并与拍卖行董事长张荣（旅日华侨，浙江杭州人）取得联系，鼓励促成文物回归。张荣与日籍文物持有人谈判完成洽购，经国家文物局充分沟通，决定将佛首捐献给中国政府。
2020年11月17日，这尊佛首在中国驻日使馆完成移交，12月12日运抵北京。2021年除夕之夜，这尊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佛首，作为2020年回归祖国的第100件流失文物，亮相总台春晚。2021年7月，佛首正式回到天龙山原属地，成为近百年来第一件回到天龙山石窟的流失佛像。如今，它收藏于太原市天龙山石窟博物馆。
此后，研究人员利用高清图像比对、成分分析、显微观察、荧光照相等技术，对佛首及第8窟残存佛身进行系统分析，再次确认它就是第8窟北壁主尊被盗佛首，并发现佛首顶部、耳部仍有彩绘痕迹，鼻翼和鼻梁则留有后期修整的证据。与此同时，利用三维扫描和数字复原等技术，那些尚未回归的天龙山造像也被重新“放回”原来的洞窟。
此次从美国归来的第17窟菩萨身躯，则是另一条回家路径。它并不是在拍卖市场上被发现，而是通过中美执法与文物主管部门合作完成返还。
这显示了如今中国追索流失文物的努力方向。在这尊不完整的造像面前，或许更需要记住：它的残缺不是因为岁月侵蚀，而是因为人为的切割与掠夺。寻找佛首的旅程，既是对一件文物完整性的追寻，也是对一段历史正义的坚持。这条路或许漫长，但第8窟佛首的回归已经证明，每一次努力都在缩短距离。
文物回家的背后
中美三次续签、一份17年的接力协作
这次连续两天的归还并非一时偶然，它背后是中美两国之间三次续签、长达17年的机制协作。
2009年1月14日，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对旧石器时代到唐末的归类考古材料以及至少250年以上的古迹雕塑和壁上艺术实施进口限制的谅解备忘录》。
这份谅解备忘录名字很长，核心逻辑却很朴素：中美双方互相接受对方的文化遗产保护诉求，对非法进入对方市场的文物实施进口限制，并在查获后推动返还。此后，中美两国又分别于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中美双方最新一次续签有效期将持续至2029年。
17年间，有不同数量规模的文物被接回家
2019年，美国返还361件（套）中国流失文物。这是中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方规模最大的一次返还，文物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
2021年3月，12件文物回归，总体上为我国西南地区典型器物，目前已整体划拨西藏博物馆。
2023年4月，2件北朝至隋代墓葬出土的浮雕石床前档回归，文物有明显祆教（琐罗亚斯德教）文化风格，表现了入华粟特（西域古国）上层人物的祆教信仰，均可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数月后，两件回归文物在故宫博物院的《五洲四海：“一带一路”文物考古合作展》上首次展出。
谅解备忘录持续落地的17年间，有不同数量规模的文物被接回家。但论最重量级的，当属2025年回归的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它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首个典籍意义上的帛书，是文字学、文献学及思想史、书法史研究的珍贵实物资料。
依托中美执法合作，流失海外79年的帛书终于回归，这是近年来中美合作追索的文物中，分量最重的文献类国宝。
2025年10月，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三卷《五行令》与《攻守占》正式入藏湖南省博物馆。
从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到国土安全调查局，从史密森尼学会到联邦调查局，美方多个执法和文博机构都已深度嵌入这套返还机制之中。17年的机制协作，超过20批次的文物回归，中美在文化遗产领域的这条合作通道，正以它自己的节奏持续运转，把更多国宝接回家。
通过执法合作来替代对抗性的追索
近年来，中国已与27个国家签署政府间防止文物非法进出境协定，中美这份谅解备忘录正是其中之一。谅解备忘录往往是两国政府为落实特定共识而签署的行政协议。它不具备正式国际条约的严格法律约束力，但代表了双方政府的政治承诺和合作意愿。这种机制本质上是通过执法合作来替代对抗性的追索。它不依赖单方面的强制追索或法律裁判，而是在尊重双方国内法的基础上，通过信息共享、执法协作来实现流失文物的回归。
在中美关系的复杂谱系里，文化遗产执法合作属于少有的低敏感、高共识的领域。另一方面，国内法不断完善，给予硬核支撑。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81条首次明确对流失境外中国文物的追索权和有关程序，声明我国对于因被盗、非法出境等流失境外的文物，保留收回的权利，且该权利不受时效限制。柔性机制在前，刚性立法在后，中国这条文物追索的道路，正越走越实。
流失文物的艰难归途
中国的文物追索之路还有多长
1949年以来，我国促成了超过300批次、15万件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回家。但在流失文物的总量面前，仍显得沧海一粟。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完全统计，在全世界47个国家218家博物馆中，中国文物数量达167万件，而流散在海外民间的中国文物数量更是这一数据的10倍之多。其中因战争劫掠、殖民窃取、盗掘走私而非法流出的，占绝大多数。海外中国文物的回流，或许是一项以世纪为尺度的漫长工程。
对于天龙山造像这样的百年流失文物而言，很多文物离开中国时没有交易记录。要证明一件海外文物究竟来自哪里，需要将历史照片、图录、造像风格、石材、凿痕等信息一一对应。2020年天龙山佛首能够成功回归，就经历了历史照片比对、实物鉴定和科技检测等环节。
法律也构成一道现实门槛。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为打击非法进出口和推动文物返还建立了重要国际框架，但公约原则上不具有追溯力，百年前发生的盗掘、盗凿，并不能直接套用今天的国际公约解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明确指出，各国仍可以通过特别协议、外交协商等方式处理公约之外的历史流失文物返还问题。
过去，流失文物回归常常被买回来，或者经由一些企业家购买后捐赠。但在文物追索领域，这种方式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反思。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霍政欣明确提出，对于通过非法途径流失海外的文物，商业回购“不应适用”。因为通过拍卖市场重新购买，客观上可能使原本非法的掠夺行为进入合法市场流通，还可能助长市场炒作。相比之下，外交谈判、国际执法合作、司法诉讼以及第三方斡旋，才是更值得推动的追索路径。
这种变化也体现在近年来的实际行动中，如今中国文物追索越来越依赖外交、执法、司法等多种方式。截至2024年11月，已有48批次、2113件（组）文物艺术品回归祖国。2024年，美国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38件文物艺术品，同年意大利返还56件中国文物艺术品。
一些意义十分重大的文物也陆续回家。2018年，圆明园流失海外的青铜“虎鎣”从英国回归；2023年，圆明园流失海外160余年的7根汉白玉石柱从挪威回到圆明园；2024年，流失海外40年的西周青铜器丰邢叔簋从美国回到中国；2025年，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占》回归。
这些文物的回归路径各不相同。有的通过捐赠，有的在拍卖前被发现并撤拍，有的依靠外交和执法合作，还有的经历长期的溯源、谈判乃至司法程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李庆明说，中国已经通过外交谈判、执法合作、民事诉讼、推动国际规则向原属国倾斜，以及与相关主体加强交流合作等多种方式追索海外流失文物。他提到，对于1970年以前流失的大量文物，国际公约存在不具备溯及力等问题，未来需要通过外交途径与非缔约国谈判，促进文物回归。对于那些非法流失的文物而言，这或许是一条比拍卖场上的竞价更漫长，却也更具有制度意义的回归之路。合作的价值不仅是接回文物，也在于通过一桩桩返还案例积累合作成果、增进双边互信，向国际社会传递稳定明确的积极信号。
美国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已是第五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正如该办公室打击文物非法贩运部门负责人博格达诺斯说的：“文化遗产拥有凝聚人心、消弭分歧的力量，流失文物归还原属国是正义之举。”
综合央视新闻、羊城晚报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