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张震
我小时候住在上海普陀区长寿路38号，我有一个发小叫安冬一，他家住在48号，他比我大三岁，因为他爸50岁时生他，大家都叫他“五十子”。
我们整天在一起玩，打弹子、滚铁圈、刮洋片、踢足球。夏天的时候，我们会光着脚丫，走上二里路，到苏州河里游泳。那时候，苏州河水并不脏，下河游泳的人很多，大人小孩都喜欢跳到水里解暑。
安冬一长得矮胖，16岁的时候就有突出的肚子，比老电影《小兵张嘎》中的小胖墩还胖。我经常挠他痒痒肉，他怕痒，躲闪时肚子上的肉像晃动的波浪。夏夜里，我们经常坐在井边，背靠着井圈仰望星空，他会吹口琴，会吹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我和他都是小足球迷，每有电视台播放世界杯录像，我们总会到处找电视看，那时候有电视的人家很少，但我们皮厚，总会溜进有电视的邻居家，央求人家放给我们看。有时放到一半就停电了，我们只能噘着嘴，很扫兴地离开。
摸黑回家，他嘴里总会不停地嘟囔：那个球多漂亮，沉底传中，鱼跃冲顶。他做出模仿的动作，“哎呀”，他撞在电线杆上，双手捂着头，鲜血直流。第二天，他看到我，呵呵地笑着，他的头缠满了纱布，像戴了顶厚厚的“小白帽”。
他和我一样，不喜欢读书，成绩都是班上倒数。老师批评他：学点文化好吗？要不然心在哪里肝在哪里都不知道。他呵呵地笑着，一脸喜相。
我们俩练习足球，他对我说：抛高空球，我要练习膝盖顶球。我把球抛给他，他跳起身用力地顶出了头球。我指着前额问他：你管这叫膝盖？他诧异地望着我：那叫什么？
有一次，我们在路边捡到一把短剑，沉甸甸的，剑鞘和剑柄都非常精致，镶着宝石、刻着字。走到弄堂口，正好遇见他爸，他爸一看吓了一跳：可不能拿回家，别找麻烦，赶快扔掉。他爸神情紧张，一脸严肃，我们只能又悄悄地把剑放回了原处。
这件事我疑惑了很长时间，我始终不解，为什么拿回家会有麻烦？
转眼就到了改革开放之初，他爸带着他插队返城的姐夫做起水产生意，凌晨两点跑到远郊进黄鳝，拖回来在菜市场卖。每天如此，生意很好，很快他家就成了第一批“万元户”。这时羡慕他家的人，说他家好话的人越来越多，大人们经常议论：老安以前就是有名的小资本家，有头脑，人勤快，遇上好政策该他发财。大人们还说：长寿路上远近闻名的“魁元斋清真糕点店”，就是他家开的，他风光的时候穿西装、打领带，两个老婆，不过他也吃过不少苦头，抄家挨斗，后来落实政策，补发了他很多钱。
这时我才联想到那把剑，如果当时拿回家，遇上嘴坏的人乱举报，可能真的会有麻烦。
我初中毕业了，安冬一也快20岁了，他不再找我踢球，他穿上了大胶靴，围上了大围裙，开始在菜场里划鳝丝、卖黄鳝。他始终是一脸喜相，回头客源源不断。我离开上海去了南京，我听说他结了婚，搬了家，生意越做越大，他搬到了哪里？我一直没打听到。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时常会想起他，想起我们背靠井圈默数天上的星星。我知道，那时夜空中的每一颗星星现在都在，只是不容易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