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驶到沭阳城南，我指着窗外一片新楼，对丈夫说：“外婆家原来就在这。”他看了一眼，点点头。他看不见巷子，他看见一个新小区。
我记得巷里斜出的老树泼辣地开着花，正月里牌声噼里啪啦，笑语要把屋顶掀翻。那时家家户户几乎不锁门，饭香飘半条巷子，孩子们端着碗串好几家门。东家腌了咸菜给你抓一把，西家割了韭菜搁在门槛上。外婆的秤，在这条巷子里校得最准——谁家有难该帮几分，一碗水端到什么程度才叫平，她心里清清楚楚。
我最早学会的计量，是“一小撮”、“一把”和“适量”。盐是“一小撮”，外婆的拇指和食指轻轻一捻，不多不少，刚好让一锅汤泛起咸鲜；香菜是“一把”，她拢在手里一攥，梗叶悉数洒进锅里；最妙的是“适量”，和面时，水徐徐地加，全凭手感，直到面絮抱成“三光”的团，在围裙上擦擦手，“这就行了。”
她的眼力也是秤。菜市里，不必上手，只消一眼：鱼眼要清亮，鱼鳃须是鲜润的红，便是顶好的斤两。饭桌上，孩子们的眼神在哪盘菜上多停半秒，那肉，准到了谁的碗里。
我学她侍弄花草——沭阳是花木之乡，谁家阳台上不摆几盆。偷偷拿两个鸡蛋磕在花盆里，把浆子一股脑浇进土里。没过两天，叶子全蔫了。外婆拨了拨发黑的根：“傻呀……”
那时我不懂，万物各有其尺。
她的方桌上盖着一层有划痕的玻璃，下面压着我们儿时的照片：逗狗的，额头点红的，咧嘴缺了门牙的。在那里，我们被压得平平整整，永远长不大。可每次回去，饭桌上总有一盆奶白色的鱼头汤，热气腾腾地搁着。“喝汤。”外婆舀进我碗里，“你小时候，能喝两大碗。”她的记忆，和照片一起，被稳妥地压在了玻璃下面。
老巷拆了，外婆搬进了单元楼。对门住着谁，她不知道；楼上吵架，倒是听得真切。某个周末，争吵再度爆发，女人蜷在拐角阴影里，男人站在高几级的台阶上满脸怒容。我下意识地往回缩，外婆已经走了出去。她扶起颤抖的女人，仰头看着那个高出她许多的男人。后来邻居们围拢过来，那场悬在楼道里的风暴，渐渐瘪了下去。那条老巷教给她的分寸，到了单元楼依然管用。平安，是她丈量一切福祸最根本的尺度。
后来，我的时间被切割成月度报表、年度决算，而她的时间锚定在日历上“大年初二”这一格。我们几个挤在她三轮车斗里的“小秤砣”，早已被生活甩向四方。有人去了北京、上海，有人去了苏州，更远的在法国，我在连云港。只有这一天，我们勉强从各自轨道上拉扯出来，拼凑出一桌热闹。
她有时会叫错我们的名字，把“宝宝”安在我头上，又把“婵婵”错喊成“倩倩”。可那些具体到牙齿的喜好，一点也没乱。我爱吃麻菜饼，她年年都做；小妹不喝鱼汤，她记得单独做一碗排骨。
我怕她冷清，教她视频通话。屏幕那端，有时是明亮的客厅，有时——次数越来越多——是一片昏暗。“吃过饭了？”她总这样开头。我刚想说“吃了”，她已经自顾自说下去：“上下班路上慢点。”我与她，仍在彼此的时间尺度里，有些错位地惦记着。
我回去得越来越潦草，停留的时间不过一顿饭工夫。她好像活在一种“准备状态”里——厨房角落堆着分装好的姜块、蒜头、小葱，大到成捆的蔬菜、炸好的鱼籽，小到几颗掰好的蒜瓣，随时可以塞给你。仿佛她的日子，就是在为这些短暂的给予，做漫长的准备。
再后来，我成了家。临别时她用卫生纸把土鸡蛋一个个裹好，麻菜饼的馅儿鼓得像小山，一趟趟直到把后备箱塞满，缝隙里还要再塞进几个苹果，平平安安。车子驶离，后视镜里，她一直站在楼前的水泥空地上，身影越来越小，然后被一个拐弯吞没。电话里，她的声音追过来：“下次回来再给你买花鲢，鱼头汤你最爱喝。”
回到自己家的厨房，我伸手去够盐罐。拇指和食指轻轻一捻，不多不少，刚好够味。丈夫在旁边笑：“你现在倒是越来越像你外婆了。”我愣了一下，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原来有些尺度，早就长进了骨头里。
[沭阳]李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