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夏天，我从一个黄海边小城来到南方一座城市，住在爸爸单位破落的院子里。我们来了没多久，爸爸就被派到济南学习。
我们的家在一楼，是一套居室分出的半套，很小，只有三个房间，一间朝阳，两间朝北，其中朝北的一间房用隔板分成厨房和卫生间。
本来朝阳的房间是两个人的卧室，后来妈妈把一张床移走了，移到朝北的房间里，她说应该给我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在这样芝麻大的小房子里，我竟奢侈地拥有三分之一的地盘，可以在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享受从房子前的高墙上泻下来的阳光。
朝北的房间暗淡无光，窗外的松柏像是铺天的大伞，挡住了光线，只留下惨淡的阴暗。那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橱柜，还有餐桌和电脑。妈妈的床就在靠墙的角落里。而墙的那头是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楼梯。
她的脸色经常是暗黄的，眉头紧皱着，我知道她又头痛了。夜里她总是把我的房门紧紧地关着。凌晨时分，我还是听见大铁门“砰”地一声，楼上那伙年轻人回来了，使劲地踩着楼梯，“咚咚，咚咚”，像是轻一下重一下敲在人的心头。
透过门上的气窗，我看见妈妈房间的灯亮了。暗黄的灯光，让我想起妈妈每天早上憔悴的脸色。门锁轻轻响了，妈妈似乎开门出去了。“你们……轻一点……孩子睡觉……上学……”妈妈的声音夹杂在年轻人的笑闹声中，终不可闻。
“嘭”，门关上了。然后是拉凳子，高跟鞋踏在地板上的声音。过一会儿，一切又安静下来。我翻了个身，妈妈还没关灯。一阵风吹得窗户咯咯地响，我听见妈妈叹了口气，我的心猛地颤了一下。
过了几个月，这幢五层的破旧楼房开始装电梯，在房子背后打地基，敲山墙。这儿俨然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嶙峋的乱石，飞扬的尘土，手拿冲击钻的工人似乎要把地球戳个窟窿。
朝北的房间终日亮着灯，白天残存的一点光线终于被密集的脚手架遮得严丝密缝。打电话经常忙音，大概外面的钢铁森林辐射了大部分电磁波。妈妈晚上经常开门出去，在我的窗前来来回回地走，刻意压低了声音，大概在求情：“麻烦……”
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发现大铁门上多了一块皮革。关门的时候，只是一声闷响。我开开合合了好几次，门框碰到皮革，尖利刺耳的碰撞声被磨得圆润。我想这肯定是妈妈安装的。妈妈还在外面收衣服，一楼的东西总是容易发霉，而我们家没有阳台。
妈妈每天都被局限在这样一个阴湿的角落里，出门晒衣服，收衣服。无时无刻不被包裹在噪声的中心，早晨垃圾车路过的隆隆声，白天工地扔钢管的刺耳的声音，半夜铁皮楼梯震动的声音。她像一块海绵试图吸纳所有的噪音和黑暗，把我送进明亮、温暖和安静中。
我进了房间，坐在整洁的桌子前，心还在躁动地跳着，试卷上密密麻麻印着字，我看不清。我深深地捂住脸，眼眶胀痛得厉害，脸颊越来越烫，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第二天，我看见工地上贴了一张告示，恳请工人们不要清晨从楼上扔钢管、锯木头。妈妈写的。
两年之后，在我上初三前，我们终于搬走了。
我们搬离时，那扇包着皮革的铁门已被摩挲得发亮。妈妈头上的白发多了几根，但眉间的褶皱却淡了些。新家的阳台洒满阳光，她总爱坐在那儿晒被子。偶尔路过老院子，还能听见电梯运行的嗡鸣——那扇门后，曾藏着一位母亲用沉默为我筑起的，对抗噪音的堡垒。
[南京]关立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