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核裂变到核聚变 感受“中国力量”

　　?氢弹（H639-23）模型（左）和原子弹（A2923）模型

　　5月23日，中国核工业教育学会、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向南航捐赠的中国第一颗空投原子弹（A2923）模型和中国第一颗氢弹（H639-23）模型，正式落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御风园。两座1:1全仿真复刻的核武器模型并肩而立，与园内陈列的长空一号无人机取样机、强教-5D等功勋装备一道，共同构成了一部讲述我国核工业与航空工业协同发展的立体史书。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杨甜子

　　“两弹”并立：从核裂变到核聚变的“中国力量”

　　走进御风园，两枚由中核集团相关单位捐赠、等比例复原的核武模型格外震撼人心。A2923空投原子弹模型，原型是1965年5月14日空投试验成功的我国首枚可空投原子弹。在此之前，我国原子弹仅能实现静态爆炸。这枚原子弹成功攻克空中运载、投放控制等核心难题，标志着我国核武器真正具备实战投放能力。

　　紧邻其侧的H639-23氢弹模型，则承载着更为惊人的历史记忆。1967年6月17日，这枚氢弹在罗布泊试验场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我国仅用时2年8个月，成为全世界核技术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

　　两枚模型不仅是核工业成就的象征，更见证了航空力量为核武器插上“翅膀”的协同攻坚历程。

　　“无人”先锋：南航造取样机勇闯蘑菇云

　　核弹爆炸之后，获取高价值的核爆样品是研判试验数据的关键。早期依赖有人机取样，飞行员必须等待核弹投放40分钟后才能进入蘑菇云，此时短周期元素早已蜕变，样品质量大打折扣，飞行员还要承受极高辐射风险。

　　上世纪70年代，在国外技术封锁、资料垄断的困境下，南京航空学院（南航前身）科研团队迎难而上。1976年底，南航正式提出改装核试验采样无人机的建议，1977年成功立项。经过无数次试验打磨，长空一号CK-1A核试验无人机取样机横空出世。

　　它可以在核爆炸仅8分钟后驶入稳定的蘑菇云采集样本，彻底规避了人员伤亡风险。1977年9月，CK-1A首次完成核试验取样任务；1978年实现双机遥控同步取样；1980年我国最后一次大气层核试验，空中取样工作全部由这型无人机完成。服役期间，它累计4次圆满完成核试验取样任务，斩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隐姓埋名人”：陈达院士与强-5甲的核武使命

　　在这些国之重器的背后，站着一位与南航血脉相连的核爆诊断泰斗——陈达院士。

　　1937年出生的陈达，1963年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后，毅然奔赴西北核试验基地，参加了41次核武器试验。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烟云尚未散尽，他就和战友们穿上厚重的防化服，不顾强辐射危险冲向爆心采集关键样品。他独创“增长法”诊断技术，创立中子剂量放化诊断方法，创建了我国完善的放化诊断学，先后斩获国家发明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项荣誉。2001年，陈达入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同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用一生践行了“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誓言。

　　而御风园中的另一件重要展品强教-5D双座强击教练机，该飞机是专为强-5飞机驾驶员的训练而设计，上世纪70年代，为了配合新型战术氢弹测试工作，空军将强-5改装用于投放氢弹，代号强-5甲。

　　强-5甲专为核武器挂载、空投量身打造，其专属搭载武器名为“狂飙一号”氢弹，重约210千克，爆炸当量达300万吨TNT，相当于15颗广岛原子弹。1972年1月7日，强-5甲在罗布泊试验场精准投掷“狂飙一号”，标志着中国正式拥有战术核打击能力，补齐了我国核打击体系的关键短板。提到强-5的研制，今年已经一百岁的乔新教授仍然记忆犹新。1958年，身为强-5的副主管设计师，乔新教授带领12名应届毕业生和60名大三学生奋战一年，参与到强-5的设计工作中。强-5飞机弥补了国家对超音速强击机的需求，成为了中国第一种出口的作战飞机，获得中国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