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后，他的手机号码我一直存着，好像他还活着，一直住在我心里。
那个号码，曾是我不愿接到的来电。后来，成了我最想拨通的空号。
2003年夏天，我租住在南京414医院对面的一间小屋子里。下午晒透了，晚上返上来余热，不到半夜睡不着。此前，我和父亲大吵一架，离家出走，落脚于此。我以为远走高飞就能挣脱被困难压扁的家。那时，父亲高不成低不就，失业多年，又不肯低头弯腰。母亲跟在建筑队后面打小工，每天挣十二块的工钱。我走得决绝，以为从此两清。
风筝断了线。攥着线头的人，还在原地。
后来，父亲告诉我，那段日子他怕极了。没有手机，没有电话，我在他的视线之外，他就是个“瞎子”。电视里播有人在长江大桥跳江的新闻，他背脊就发凉，手心里全是汗——他想到我，想到我倔，不知道我过得好不好，万一想不开，他该怎么办。
后来，我们都有了手机，那根牵挂的线，总算松了些劲。
有一天，我在小屋子里收拾，手机响了。父亲说：“我马上要到南京了。”久别重逢，我倒热情客气起来，炒了两个小菜，买了两瓶四块半的沱牌酒。
父亲坐下，抹了把汗，脱了落满灰的皮鞋，掀起鞋垫，翻出一个手帕小包递给我。小包湿乎乎的，带着酸臭味。
“这是二百四十块。”他说，天热，衣服薄，揣在身上不安全。
我傻愣愣地接过那个小包。父亲说，买了几只地笼网，用鸡肠子打食，捉了不少龙虾，卖了点钱。
“怕你缺钱。”他说，反正家里也没什么事情。
我给父亲斟满酒。两人相视，无话可说，碰了杯，一饮而尽。
“爸，你好酒量。”我带着醉意抱拳。
“客气！客气！”父亲也笑着回抱，手势很认真，像真的有人在看。
那晚，我们喝了很多酒，挤在小床上，抵足而眠。热风从窗外涌进来，我听见他的鼾声，一声一声，很踏实。
第二天早上，他坐车回家。我给他打电话，听筒里传来一声“喂——”苍老，有些吃劲。我瞬间哽咽，一句话也说不出，匆匆挂了。
2007年底，我在南京实在是熬不下去了，回到家乡，找了份勉强糊口的工作。第二年，父亲放下面子，跟随做工程的亲戚去山东邹城，在工地上给十几个工人烧饭。
那时候，我的日子渐有起色，他也跟着开心。几乎每天，他都要给我打个电话，絮絮叨叨，像在口述日记。
“今天爬了护驾山，一口气到顶，轻松得很，几个小伙子半道就回去了。山上开了好多紫色的小花，细细密密的。”
“今天去护驾山旁边的湖里游泳，水凉凉的，摸了两条鱼，又放了。”
“今天去果园里偷摘了几只梨子，差点被人发现，还好跑得快。”
“今天花一块钱坐公交，把邹城逛了个遍，孔孟故里，人厚道哩。”
……
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号码，嫌烦。年轻，觉得日子是自己的，他的絮叨多余。
几年后，我去邹城“寻父”。
我爬到护驾山顶，紫色小花开得恣意；绕过山旁的湖，水里仿佛跳跃着当年父亲放生的两条鱼；在父亲曾经干的工地附近，好多的居民都记得他——高高瘦瘦，一个挺好的人。
走在邹城的大地上，我处处能嗅到父亲的气息，却不见他的踪影。他说他非常喜欢这里，约我有机会来一起看看。我以为他会在这里等我，可我来了，他没有来。
十多年过去了，父亲的号码依然在我的手机里。有时恍惚，我拨出这个号码，想叫声爸，或者不叫，就听听他的声音。听筒里，传来一句冰冷的提示：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我握着手机，胸膛里空落落的，像小时候丢了家门的钥匙。
那根牵风筝的线，终于两头都散了。
[泰州]王大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