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罗马尼亚谍战片《橡树，十万火急》在南京公映，大华、解放、胜利、红星等影院同步排片，一时间全城轰动，一票难求。
我那时只是一名普通工人，业余生活单调，看电影是为数不多的消遣。为了看这部进口大片，我凌晨四点就赶到影院门口，天还没亮，冷风刺骨，售票窗口前早已排起长队。大家都不多言语，只是缩着脖子静静等候。
看完电影，心绪久久不能平静，回家便伏案写下一段观后感。那时我没有受过专业写作训练，文字生涩，语句也不够通顺，只是顺着直观感受落笔。
同车间的王亚声，和我一样是七零届进厂的职工，她母亲时任白下路的红星电影院经理。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把这篇简短影评交给她，请她转交给她母亲，看能不能登在影院的影评栏里。第二天王亚声告诉我，影院正在招业余影评员，要求很简单：新片首映必须到场，看完必须交一篇观后感，稿件用不用由影院定，但人要到场，笔不能停。作为回报，首映场可以免费观影。
这对我来说再好不过，当即答应。从那时起，我便正式成了红星电影院的业余影评员。
此后每有新片上映，我都提前到场。灯光一暗，胶片转动，我便留心记人物、记情节、记节奏快慢、记台词优劣。那个年代胶片靠跑片运输，经常出现延误。前一盘放完，后一盘还没送到，影院只能开灯等候，大厅里的观众焦躁不安。我却不觉得难熬，反倒利用这段时间打腹稿。就这样一场场看、一篇篇写，时间久了，文笔也渐渐顺畅起来。
一九七八年前后，南京各影院的影评栏都很热闹。《保密局的枪声》《小花》于一九七九年相继上映，放映期间，橱窗和黑板上贴满了观众短评，我的稿子偶尔也能被贴上去，这一点点认可，让我更愿意坚持写下去。
一九八二年，国产影片《牧马人》在全国公映。我看完照例写了影评，心气也比以前高了，不再满足只给影院交差，想把文章投到《南京影剧报》。我利用午休时间，专程跑到中山东路的市电影公司宣传科，当面送稿。
宣传科的门开着，里面坐着一位比我年长几岁的男子。我把《牧马人》的影评递给他。他慢慢翻看，先客气地夸了两句，接着就直截了当地指出问题：“你写‘人物真实、情感动人’，都是空话，哪个人物、哪一段情感，没有说透，都是别人用滥了的话。”又说，写时代背景也都是大路话，没有自己的看法，不够专业。
他话说得平和，却句句在理。我听了脸上发烫。我自知水平不够，羞愧告辞。走到门口，他才自报姓名。他叫李海春，并非影剧报员工，而是在南京日报副刊组，编《大千世界》文摘版。他在那里是等他爱人的。
这次碰壁让我很是挫败，却没有停下笔。我慢慢地改掉空泛笼统的毛病，这样坚持了两年，文字扎实许多，在小圈子里也有了一点名气。
世事往往出人意料。一九八四年，我应聘南京日报要闻部编辑，报到那天，我特意去副刊组见李海春。他看见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起来。后来他成了我的直接领导。
八十年代中期，我从三山街望鹤岗搬迁到水西门菱角市，一街之隔的毛家苑，住着街坊黄湘宁。他比我小十多岁，也写影评，路子比我正，进步也比我快。一九九三年《金陵时报》创刊，优先录用有实绩的作者，他凭着多篇影评和获奖成绩，顺利被录取。多年后他进入中央媒体，在一线部门负责。
那个年代，文化生活相对单一，一部电影便能牵动一城人心，写影评的人自然多。一批普通人就这样从观众席，慢慢走上靠文字谋生的路。
城市变迁，老影院拆的拆、改的改，影评栏没了，油印影讯也不见了。当年凌晨排队的人、灯下写稿的人、凑在一起聊电影的人，都散落在岁月里。
[南京]张长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