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梅汝璈（前排右二）与其他10名法官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合影照片
东京审判现场
罗瑾与吴旋守护的珍贵相册
日本战犯山口利春死刑判决书
日军毒瓦斯使用证明书
萨顿亲笔日记
《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处理战犯统计表》
2026年5月3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这场汇聚11国司法力量、持续两年半的世纪审判正式开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甲级战犯进行集体审判（又称“东京审判”）。
818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4336件证据、4.8万余页庭审记录……铁证如山，以不容辩驳的事实揭示了日本侵略罪行。在这场世纪审判中，25名被告全部被判有罪，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
正义裁决
清算罪行 捍卫人类文明
作为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中国积极参与、推动审判，派出以梅汝璈为法官、以向哲濬为首的检察官团队赴东京伸张正义。梅汝璈深入研究案情，参与判决书中日本对华侵略部分撰写，在战犯量刑上坚守正义立场；向哲濬带领团队辗转海内外搜集证据，庭审中直面辩方狡辩，控诉侵略罪行，成为揭露日军暴行的中坚力量。
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庭审中，检察官呈上的大量文献、亲历者证言及第三方国际人士的见证记录，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日军的屠城暴行；关于贩卖毒品，法庭根据检方证据及日本证人证词确认，日本为毒化中国人民，筹措侵略资金，设立由其控制的垄断公司销售毒品，违背了相关国际公约。东京法庭的庭审记录、判决书至今仍是研究日本战争暴行的重要史料，彰显了审判的历史与时代价值。
整份判决书全文60余万字，仅写日本侵华的内容就有250多页。宣判之日，旁听的日本人走出法庭，碰到中国检察人员，“不敢抬起头来看我们一眼”。这，就是正义的排面。
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声音得以传递，侵略者受到严惩。他们留下的史料，是中国人民捍卫历史真相、追求和平正义的见证。
铁证如山
用铁证将日本战犯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盟国议定，将所有日本战犯按罪行轻重程度分为甲、乙、丙三级。甲级战犯是指从整体和全局策划、发动和执行侵略的罪犯；乙级战犯是指违反战争法规的现地责任者，即犯违反人道罪；丙级战犯是指违反战争法规的直接执行者，即犯直接责任罪。盟国议定，将甲级战犯交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将乙、丙级战犯交由罪行发生所在国家的军事法庭审判。
从1945年12月16日起，到1946年5月1日，先后在当时的北平、沈阳、南京、广州、济南、汉口、太原、上海、徐州、台北10个城市，设立了十个专门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如右图表）。
其中又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审判最为重要，影响也最大。据统计，从1946年5月到1949年4月30日，在约三年的时间中，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理的日本战犯案件共有200余件。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和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同将日本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南京
一本相册成为“京字第一号证据”
时间：1938年初
收藏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938年初，15岁的罗瑾到华东照相馆当学徒。1月的一天，一名日军少尉军官来到店里冲洗胶卷。当显影液中出现日军砍杀中国军民的影像时，罗瑾先是觉得恐惧，冷静下来便感到愤怒。随后，只要日军来冲洗的照片中有暴行影像，罗瑾就会偷偷加洗几张。罗瑾挑选出16张反映日军暴行的照片，制作成一本相册，在相册封面画了一幅图：左上方是两颗心脏，右下方一把利刃刺向心脏，滴着鲜血，右上角写了一个“耻”字。之后，他与爱国青年吴旋接力守护这些珍贵影像。这份浸染着鲜血与勇气的“京字第一号证据”，最终出现在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上，成为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的重要证据。
萨顿档案重返南京
2026年4月29日，首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18件（套）珍贵档案正式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6本写于执行东京审判任务期间的日记、数份泛黄的“来自中国的报告”原件，从多方面揭露了侵华日军暴行。
北平
第一份对日本战犯下达的判决书
时间：1946年4月25日
收藏地：国际刑事法院法律工具数据库
1945年12月，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在北平成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先后由余彬、张丁阳担任。1946年1月22日，北平军事法庭开始侦讯第一批日本战犯34名，并于4月10日正式开庭审判。这份“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书”，是中国第一份对日本战犯下达的判决书。
汉口
一张证明揭露日军毒气战罪行
时间：1945年1月
收藏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这份“日军毒瓦斯使用证明书”作为审判日本战犯的证据之一，尘封60余年后公诸于世：“民国二十九年六月一日，在汉水渡河战等使用催泪性瓦斯……”这份日军毒气使用证明书，连同涉及毒气战、细菌战、屠杀平民及战俘等282件暴行记录，共同构成了以日本战俘视角系统揭露侵华罪行的铁证。
广州
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时间：1947年
收藏地：广东省档案馆
在《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处理战犯统计表》的最后一页，泛黄纸张上寥寥数字，手写的“刘贤年”三字格外醒目。1946年2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以下简称广州军事法庭）在广州市广卫路4号设立，当时的庭长就是刘贤年，另有多名法官参与审判。相关资料显示，广州军事法庭共起诉战犯179人，最终判处死刑68人（经国防部发回复审，核准48人）。
高度警惕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构成现实威胁
2026年
●3月 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大幅改组，组建“水上战群”“两栖战与水雷战群”等部队；
●4月18日 日本与澳大利亚达成巨额军舰供应协议，这是日本近12年来最具分量的军售，更是对战后“武器出口三原则”的重大突破；
●4月21日 日本高市内阁正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日本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为杀伤性武器出口大开绿灯；
同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臭名昭著的靖国神社供奉名为“真榊”的祭品，公然亵渎历史正义；
●4月22日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同天，日本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城内实参拜靖国神社。同日还有126名来自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联盟“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的成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
●4月23日 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法案，将设置“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
●4月25日 日本政府敲定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方案；欲恢复二战结束前日本军队的“大将”“大佐”等称谓。
从法律到政策，从言论到实操，高市内阁的一系列动作表明，日本安保政策急剧“由守转攻”，“新型军国主义”愈发猖獗。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已经处在危险“暴走”的边缘。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系统性反扑，正在将曾经给亚洲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再次带入危险歧途。
以史为鉴
为何要铭记东京审判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
被称为“和平宪法”的《日本国宪法》于1947年施行，其中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确立了“专守防卫”原则。《波茨坦公告》明确指出，“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权威及势力必须永久铲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建立”。《日本投降书》承诺“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白纸黑字，言之凿凿。
然而，在某些日本右翼政客看来，战后的“和平宪法”让日本丧失了“交战权”，日本就永远是“二等国家”。日本政府本应深刻反省侵略历史罪责，恪守“和平宪法”，近年来却一再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在扩军强武的道路上狂飙突进。
80年后的今天，我们纪念东京审判，不仅是为了告慰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英烈和无辜同胞，更是为了警示现实。在世界格局已发生深刻演变的今天，历史虚无主义、“新型军国主义”仍在涌动。惟有以史为鉴，警钟长鸣，才能避免悲剧重演，才能守护人类共同的和平与尊严。
本版文图：人民日报、新华社、人民法院报、标准地图服务网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