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季进出版新著《世界中的当代文学》，这是继《另一种声音》《文学的摆渡》之后，他再一次聚焦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这个课题。而在日前由江苏省作协主办的“汉学家走读江苏”活动中，汉学家与中国作家关于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的讨论，依然是全场关注焦点。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情况如何？什么样的作品会被选中翻译？中国文学又怎样才能走进西方读者的内心？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
“文学从来不是孤立的创作，它是跨越地域，跨越时空的对话，是不同经验相互的发现、发明、发掘和成就。”作家李洱在“汉学家走读江苏”活动开幕式致辞中说。
如果没有翻译，这一代中国作家的写作会是另一番景象。
南京作家朱辉回忆起第一次阅读卡尔维诺等西方作家写的小说时的震撼：“心里冒出一句话，‘原来这样写也是可以的’。”作家张楚对帕慕克十分着迷，他最喜欢《伊斯坦布尔》，那部书里“呼愁”概念让他万分感慨。“那不是个人的孤独，而是一座城市整体性的忧愁。”
季进告诉记者，随着中国深度融入世界，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完全离开世界谈论中国文学。“我们当代的小说家，他们的文学阅读大部分是以世界文学为主。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说，我们先锋文学，哪些是受马尔克斯的影响，哪些是受卡夫卡的影响，哪些是受福克纳的影响，但是现在，中国作家广泛地阅读世界文学，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已经很难找到明确的影响源。”
然而，当视线转向海外，中国文学的处境却复杂得多。
意大利是中国文学在欧洲的一个缩影。汉学家丽雅提供了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在意大利出版市场上，中国文学的翻译比例不到1%。”韩国汉学家金泰成直言：“中国当代文学全世界翻译最多的可能是韩国。现在去首尔最大的书店，当场能买到的有关中国的书超过1000本。”
土耳其翻译家吉来报出一串惊人的数字：他翻译的《孙子兵法》已加印31次，卖出40多万册；《鬼谷子》加印11次；老舍《猫城记》加印8次。而最让他骄傲的，是耗费八年时间翻译的《红楼梦》土耳其语版销量达数万册。吉来说希望这辈子能把中国的四大名著全部翻译成土耳其文。
土耳其的这一现象是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的一个缩影。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并非始于今日。《诗经》《论语》《道德经》《红楼梦》等经典著作，传入西方较早，也最为西方熟悉，进入20世纪，鲁迅、老舍、沈从文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开始被海外关注，但整体上仍处于零散状态。新世纪以来，随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刘慈欣《三体》在全球热销，中国文学的国际能见度大幅提升，但中国文学海外翻译的重心仍集中在古典文本和莫言、余华、阎连科等老一代成名作家身上。
“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整体上仍然是边缘化的存在。”季进告诉记者，虽然像刘慈欣的《三体》，麦家的《暗算》《解密》在世界上走红，但这是非常罕见的个例。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当代文学也许会有一些热点，也许会获得各种各样的文学大奖，但是对于普通的西方读者来讲，中国文学绝对属于一个陌生领域。
而在此次“汉学家走读江苏”的文化沙龙中，瑞典翻译家陈安娜透露一个可喜的变化，一些大型出版社开始主动联系她，请她推荐中国年轻作家的作品。这或许预示着，在边缘化的整体格局之下，中国文学正悄然孕育着新的可能。
什么样的作品才能被选中
影响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因素有很多。翻译是其中之一。
在德语和瑞典语中，“翻译”一词的本义是“跨越并抵达”。汉学家史艾米阐释道：“翻译不仅指语言的转换，它首先是一种跨越——跨越语言的边界、世界的距离、不同的文化。”
然而，这条跨越之路从不平坦。意大利汉学家艾丽分享了一个生动的课堂经历：她让学生对比两个《边城》意大利译本，一名女生举手说：“第一本就像一份草稿；第二本才真正有诗意，打动人心。”艾丽说：“如果翻译得不好，读者无法与作品共情。”
中国文化饱受儒家文化影响，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哪怕只是简单的将亲属关系表述清楚，对外国人而言，也可能是不小的障碍。匈牙利汉学家艾丽卡举例说，中文里的祖父、外祖父、舅舅、表舅、堂舅，在匈牙利语中无法精确区分。更难以翻越的高山是，中文讲究“留白”，“中国人不习惯把话说透。中国作家认为，没有说出口的话和说出口的话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译者要听出作品里的沉默，帮助读者理解背后的文化。”
而另一个人们更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作品才能被选中翻译？汉学家史艾米表示，“文学理论家提出，进入世界文学的作品往往具有一种‘混合性’——一方面使用国际叙事形式，另一方面保有本土元素。那些既有地方特色，又能够被外部世界理解的作品，往往更容易完成跨越。”
从“被看见”到“被接受”
中国文学“走出去”已有诸多成果，但翻译成外文的作品，有多少真正“走进”了外国读者的内心？
季进认为，走进去，是能够真正走到世界读者的心目当中，走进流通、阅读、运转系统当中。比如像鲁迅的《阿Q正传》，在德语世界就出现过好几种改编，甚至也有作家去模仿重写阿Q正传，它已经被看作是世界文学的一个经典。
英国汉学家韩斌也说，衡量一部作品成功的标准，“不只在于获得什么文学奖，而在于读者从中获得了欣赏”。
在17日举行的《声音与面孔》全球首发式上，匈牙利汉学家艾丽卡特别提到周于旸的《鹦鹉螺纹》，“翻译时确实很受冲击，许多形象在我的大脑里挥之不去。”而曹寇的《龙》、鲁敏《此情无法投递》里的主角同样让她印象深刻，“他们会和孙悟空、阿Q、骆驼祥子一样，储存在匈牙利读者的文学记忆当中”。
汉学家韩斌披露，毕飞宇的《文学课》由她本人翻译成英文后“受到读者热烈欢迎”；鲁敏的《六人晚餐》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英语世界收获好评。这些事例，让人们看到中国文学不光“走向”世界，也正“走进”世界。
诚如季进所言，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经典重译到新作推介，“走出去”来之不易。而真正的“走进去”，意味着作品能够像《阿Q正传》那样被反复阅读，这当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现在，汉学家们对中国年轻作家笔下人物的珍视，以及出版社对新一代作者的主动追寻，让人看到这条漫长的路上已经亮起微光。